全球地緣政治緊張,香港與東盟之間的關係漸近或漸遠?
報道:李佳憓
ADVERTISEMENT
攝影:劉永發
全球地緣政治緊張,香港與東盟之間的關係漸近或漸遠?
我國政治仍存在不確定性因素,不少商家和人民擔心外資不敢來。不過,長期關注全球地緣政治的香港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黃裕舜,對馬來西亞的未來依然保持樂觀,認為香港與東盟有太多合作的可能性。
“歡迎東南亞的個人或企業成為香港的同路人,在地緣政治日漸複雜下找出生機,找到新路,創造希望。”
本期《發現東盟》將談及,香港投資者如何看待大馬乃至東南亞的政治動盪。過去同樣處於地緣政治風口浪尖的香港,在中國與東盟關係中又扮演何種角色?
地緣政治緊張
港不能忽略東盟市場
黃裕舜接受本報專訪時說,香港迴歸中國後,扮演著國際社會接觸和認識中國的橋樑,促進多方面的貿易往來。然而,過去香港對國際市場的定位更多是聚焦在西方或歐美,反觀其他地區如東歐、中東、拉丁美洲和東盟諸國,香港似乎沒有下足功夫,去嘗試接觸和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合作基礎。
直至2012年,香港政府才開始大力積極地推動香港與東盟之間的合作。他說:“尤其在當今地緣政治癒發緊繃的情況下,需要用更大力度和更鮮明的全社會參與,讓香港走向東盟國家。”
國際觀點背後有一種論述是,香港走向東盟,是因為受到中美貿易戰或脫鉤風險影響的無奈抉擇,但黃裕舜並不這樣認為。
中美經貿金融很難被切斷
“中美之間的經貿金融,甚至是過去44年來人與人之間交流所建立的連結是很難被切斷的,即便有摩擦,也不足以馬上徹底脫鉤。
“當然這不代表兩國之間就沒有脫鉤化,或者存在朝這方向推進的風險,就如我們看到中美之間的矛盾與摩擦不斷上升。”
在他看來,香港的處境並不是完全受到中美關係緊逼,而是正面積極地去開拓更廣闊、發展前景備受看好的新市場。
換句話說,過去能與中美保持良好營商關係並奠定成功基礎的香港,時至今日有必要思考的是:除了中美以外,還有哪裡是值得香港去投放資源?
“東盟人口超過6.6億,中國人口是14億,兩大板塊加上來就是20億的人口,可說是接近世界現今的三成人口;尤其在一帶一路政策下,中國與東盟在過去10年內的關係和發展非常迅速。
“作為中國唯一或唯二沿用普通法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特區,香港有必要站起來去深化我們三方的關係。”
港與東盟5領域可合作
黃裕舜認為,香港與東盟可以在5大領域推動更緊密的合作,包括金融、經貿、創科與科技、環境與氣候變化、藝術教育與交流。
🔴金融: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多年來招攬西方國家專才落腳亞洲,卻忽略瞭如何為東南亞帶來增值。他舉例了伊斯蘭金融市場,認為香港在這塊需加快腳步建立有利的條件,建立一個能讓非穆斯林與穆斯林夥伴去合作投資的新興產品。
🔴經貿:
東盟是香港第二大貿易伙伴,2022年的雙邊貿易額近1660億美元(約7547億令吉),每年進出口額平均增長,東盟商品進入香港都享有零關稅優惠。他看好新加坡和大馬的電子與電商領域,尤其半導體高端技術領域。截至2022年6月,香港共有648家東盟企業,佔香港外國公司總數約7.2%。
🔴初創科技、尖端科技:
他說,香港在納米科技、綠色科技、生物科技及醫療科技領域中具備大批量的調研人才,而東盟市場則能提供非常龐大的原數據和潛在的顧客群,在兩者之間創造在新興產業的有機合作。
🔴環境與氣候變化:
他看準東南亞擁有的大片原始森林,都是未來推行去碳化永續項目的充沛資源,認為香港應思考如何善用綠色融資推動可持續發展與投資方案,在東南亞的綠色轉型中發揮更大作用。
🔴藝術人文教育與交流:
他相信東盟各國的文化保留努力是值得香港借鑑的。“像是東盟5國一起申請將可芭雅(kebaya)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程,這種文化保存的精神是可以帶到香港,比如我們可以怎樣好好的保存粵語文化?這些都能相互借鑑。”
看好大馬中長期前景
儘管我國近年來政局動盪,但黃裕舜對大馬中長期的未來依然抱持樂觀,認為此動盪依然是按照憲法和政治框架與秩序來進行,屬於正常的政黨更替,只是有一些中轉性的問題需要去解決。
他坦言,政黨輪替所帶來的不穩定性,確實會讓一些有意在大馬投資的國際企業或投資者感到束手無策,難以去預測局勢走向。
勞動階層收入生活變好
他不否認,大馬的勞動階層相比過去20年還是有進步,無論是平均收入、生活水平及國民的人均壽命都有變好,但其改善幅度和速度,仍不比中產及高產階級的收入與條件增長來得多。
“久而久之這會擴大城鄉差距,及中產與勞工階層差異,在種種因素下難免衍生出一些社會民怨,包括對精英或體制的不滿。”
須減少階級種族仇恨
他提出個人見解,認為馬來西亞需要撫平好各方情緒,因為只有減少階級與階級、種族之間的仇恨和排斥,方能為中國、香港等投資者和外來企業,甚至是本地企業提供有利的營商環境。
“撇開這些,我認為馬來西亞還是東盟內一個非常標青和拔萃的國家。”
黃裕舜:不是零和遊戲
“東盟互補 非競爭”
看著誘人的外來投資,東盟各國都會想方設法儘可能分到一杯羹,希望能在某種產業領域上成為東南亞領頭人。例如,新加坡站穩東盟國際金融中心、泰國想在旅遊業脫穎而出、印尼也放話要打造成區域內的電動車王國,目標是2035年總生產超過240萬輛!
不過,在外來投資者眼裡,與其把鄰國當成競爭對手,不如整合各自的優勢把成效最大化。因此,黃裕舜總覺得用“競爭”來概括東盟各國的關係有點過於簡化,畢竟這不是一場零和遊戲,更多時候是互補不足的。
相比印尼、泰國和越南,雖然大馬人口相對少,但在整體工業發展、人才培訓、基建設備等還是較為完善。他舉例,大馬可以做更多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R&D),然後把一部分生產線移到人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去做,這就是東盟內部的互補性。
經濟發展前提是穩定
盼港出路愈辯愈明
海外留學8年後,黃裕舜今年7月正式告別牛津回到香港。他出生於1997年,與剛脫離英殖民及迴歸後的香港一起成長,當然也經歷了多件“香港大事記”包括2012年反國教風波,2014年雨傘運動,還有2019年反修例運動。
他接受《香港01》專訪時自稱是“自改派”,盼能推動社會改革,希望香港的出路能夠愈辯愈明。他有感而發曰,任何一個能夠穩定發展的經濟體體制,前提必須是社會穩定。
“香港在過去數年確實經歷了很多創傷與動盪,尤其2020年因冠病疫情帶來的封鎖政策,我們不能否認外資對香港的信心是受到動搖的。
“但說實話,香港的硬條件和基礎性優勢在這麼多年走來,並沒有因為這些動盪而有所減退,依然是在亞太區裡面數一數二的人力資本樞紐。”
他曾與不少東盟投資者接觸,得到的反饋都較為正面的,包括不少東盟朋友都願意在疫情後再次訪問香港。
此外,他也希望看到香港更加主動,趁東盟投資者有資金、有資源、有能力進行外向性投資的時候,招商引資,吸納更多家族辦公室或高淨值客戶,促成兩國之間更多合作。
.wp-block-qubely-buttongroup { margin-bottom: 1.5em } .qubely-block-button-group .wp-block-qubely-button:not(:last-child) { margin-right: 10px; } .wp-block-qubely-button { padding-top: 10px; padding-bottom: 10px; } .qubely-block-btn-anchor { border-width: 1px; border-color: #38435a; border-style: solid; border-radius: 10px; color: #fff !important; background-image: none; background-color: #965c57; } .qubely-block-btn-anchor:hover { background-color: #000000; border-color: #04C3EC; } $(“.qubely-block-btn .qubely-block-btn-anchor”).click(function() { var target = $(this).attr(‘href’); $(‘html, body’).animate({ scrollTop: $(target).offset().top – 55 }, 1000);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