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詩奇｜遼代木建築裡的佛像

根據中國建築史學家陳明達的研究，觀音閣和觀音像之間的關係緊密，也就是說建築和塑像是作為整體來設計的；既不是蓋了閣再考慮閣內應該安放什麼樣式的塑像；也不是有了塑像後，再考慮合適的建築類型。陳明達通過中國木建築的模數制度整理觀音閣與塑像的關係，“從正面看，兩個侍像的距離為2×13材，即觀音像，左右脅侍像正好都位於13材的方格在線（圖02）。從側面看觀音像在內槽中線的一側，侍像正在中軸線，均顯示出塑像與建築構圖的密切關係。”

奉國寺大雄殿的過去七佛

有別於觀音閣供奉一座站立的觀音像，奉國寺大雄殿是以最高等級的九間殿形式安置7座高度約8公尺（兩層半高）的如來坐像（圖03）。巨大的塑像一字排開，使得大雄殿的面闊達到48公尺寬。根據《中國漢傳佛教建築史》的介紹：“遼代時還將一些寺院的正殿設置為‘七佛殿’，殿中供奉現世佛釋迦牟尼佛成佛前的過去六位佛，與現世閻浮提世界總教主釋迦牟尼佛，共7位在婆娑世界渡眾的佛陀。”

根據《義縣奉國寺》的研究，“中國早期石窟造像如雲岡、龍門等，皆有七佛與本生、佛傳、供養天人等題材的造像，雕於石窟側壁，門楣之上，多為禮佛禪觀時的輔助形象，如奉國寺這樣以過去七佛為廟堂主像是非常少見的。”

過去七佛按照時間順序分別是毗婆尸佛（Vipaśyin）、屍棄佛（Śikhin）、毗舍浮佛（Viśvabhu）、拘留孫佛（Krakucchanda）、拘那含牟尼佛（Kanakamuni）、迦葉佛（Kaśyapa）、釋迦牟尼佛（Śākyamuni）。大雄殿內安置七佛的順序，由殿內往外看，最早的屍棄佛位於中央，接著以左右左右左右的方式安置，最後一位釋迦牟尼佛位於最右邊（圖04）。

有關供奉七佛的原因，《義縣奉國寺》收集了3種說法：“其一是遼聖宗遵其母蕭太后之命，因大乘佛教的流傳而塑七佛闡釋教義；其二是遼聖宗為緬懷母后蕭太后及6位已故功臣而作；其三是按‘人王即法王’的觀念，以過去七佛分別對應自遼德祖（追諡）以降的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6位先皇和在位的聖宗本人。”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經過多年的演變逐步中國化。

根據中國建築史學家傅熹年在〈中國早期佛教建築佈局演變及殿內像設的佈置〉一文中的說法：“佛寺中國化的特點就是以佛塔為中心逐漸轉變為以佛殿為中心，向著中國傳統宮殿、貴邸的形式發展。”與皇家關係密切的奉國寺大雄殿，正是這一發展的典型案例。

佛宮寺釋迦塔的大日如來

佛宮寺釋迦塔（應縣木塔）高67公尺，是世界上現存最高的木建築。塔內現存塑像26座，分成五組安置在一到五層。高達11公尺的主像釋迦牟尼佛趺坐於底層。傅熹年在〈中國早期佛教建築佈局演變及殿內像設的佈置〉一文中提到，根據中國考古學家宿白先生考證，應縣木塔的佛像設置“是把大日如來的壇城（Mandala）分解為上下五層排布的（圖05）。”

2021年，王南、王卓男和鄭虹玉3位建築史學者共同發表了〈天地圓方 塔像合一——應縣木塔室內空間與塑像群構圖比例探析〉一文，通過“結合對測繪圖的幾何作圖與數據分析，發現並指出應縣木塔各層的室內空間與塑像群皆有著極其清晰的構圖比例；其中首層大佛的尺度尤為重要——它既是其餘各層佛像的模度，也是木塔建築的基本模度之一，體現了‘度像構塔’的設計手法。”他們發現，如果以底層大佛為模數（100份），二層和四層佛像通高之和約為80份，三層和五層佛像通高之和為60份，三者呈5：4：3的關係。

作者仔細觀察各層佛像佈置背後的佛教教義，發現二層和四層供奉的主題屬於顯教，三層和五層則屬於密宗，於是他們推測5：4：3的這組關係並非偶然，而是精心安排的結果。“木塔各層像設佈置共同構成顯密融合的宗教體系，有學者指出此為遼代佛教之重要特點。”

通過觀音閣、大雄殿和釋迦塔的佛像佈置，我們不但可以接觸到佛教的豐富內涵，還可以瞭解到中國古代木建築體系在應付不同功能要求時，得以靈活變化，產生不同類型建築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