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度参与中航天实验项目  纪家葵为“太空造人”铺路

马对干细胞研究投入少

被问到对大马科研的看法，纪家葵表示，他觉得先要全面地去考察了解大马的科研情况，并与相关部门的领导更好地交流和了解，多听一下他们的想法。

不过，据他了解，大马在科研领域，尤其是干细胞这方面的研究投入还是比较少，主要是在政府研究的资金上没有一个长期的资助。这也能理解，因为大马的国力等方面还是有限，如果要拨出一笔钱做一个长期的投入，的确需要周全的规划。

可与他国合作整合资源

纪家葵表示，科研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健康。如果一个国家国力小的话，最可行的就是依能力所及做能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研究。此外，也可以考虑一下大马有什么长处和积累，与其他国家如美国和中国合作，把比较大的科学计划整合资源与合作的方式完成，那就可能做到可持续性。

他也指出，如果科研计划有不同层级一起去推进，包括社会、商界等一起发力的话，会更有效率。

测试微重力对干细胞分化影响
回收太空实验样本研究 

今年6月初，中国“神舟十五”的太空人从太空带回20多公斤实验样品，这些实验用品对科研人员来说非常珍贵。纪家葵接过神舟十五号带回的太空实验样品，并对实验样品开展后续研究。

纪家葵表示，收到的实验样品处于冻存状态，会解冻再提取细胞的一些生物物质，包括核糖核酸（RNA）、脱氧核糖核酸（DNA），接下来进行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许多实验，包括组学（OMIC）研究。主要是测试这些细胞样品在太空站培养及分化过程有什么变化，是否会受到在太空站特殊物理环境，包括微重力、强磁场、高幅射等的影响。

他表示，除了细胞、分子生物学、组学的分析以外，还有图像的数据处理。等把这些工作做完，就会公布结论，届时将在国际科学期刊或者中国国内公布这些进展。

纪家葵提到，2017年首次参加天舟一号实验，当时样本发射上去有自动装置，但只能自动成像，就是用显微镜在轨成像，但是它不能做到回收样本，没有样本回收就不能做组学研究。这次参与“天舟六号”，能回收样本并进行后续的分子实验，更深入及完整地分析样本，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没想过会参与航天项目

纪家葵于2010年到清华大学医学院任教，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参与到中国的航天计划中。在2014年，机会来敲门。曾参与航天项目的清华大学生命学院另一位教授当时问他：“我们现在需要一些做干细胞实验的团队参与到航天计划，你愿不愿意参与呢？”

纪家葵当时才开始考虑并着手申报。在“天舟一号”科学实验项目征集遴选中，纪家葵领导的课题，成为入选的8个细胞生物学项目之一。纪家葵实验团队主要是用人的胚胎干细胞分化成生殖细胞，研究在微重力下，人类的干细胞分化过程跟地面有什么不同。在2017年完成“天舟一号”的项目后，纪家葵课题组又入选今年“天舟六号”科研项目。

1992年9月21日，中国正式决策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并确定了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发展战略，代号为“921”工程。这30年来，中国航天计划分了很多个阶段发展。

科研如接力赛 感念前辈付出

纪家葵谈到，实验背后的准备工作其实很长，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都是一步步推进，但也看到前辈和科学家对这些科技计划、航天计划付出的努力。

他感念老前辈的付出，形容这些老前辈作为奠基人，“他们到2014年退休了，传棒给我们这批科学家，然后我们研究到十多二十年的时间，又要传给下一代。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像接力赛。”

中科学家具包容性国际视野

纪家葵表示，他觉得他所认识的中国工程师、科学家很有包容性。他说：“他们不会因我是外籍就不让我参与，而是觉得只要你有实力，只要你能真正地去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太空站作贡献，都愿意让我们加入。”

他表示，他们思考的问题、设计一些实验计划时，都会从科学问题的创新性、国际前沿性及必要性去考虑，而不会局限在只达到中国第一的目标。此外，他们具国际视野，亦希望有更多其他国家的人参与，而他们的领导很多都有这种胸怀。

研究经费 文化认同
2因素从美回流亚洲

纪家葵1991年毕业于新山宽柔中学，随后负笈美国，陆续考取生物化学学士与硕士、分子细胞生物与遗传学系博士学位，并从事博士后研究。2007年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副研究员。

在美国生活和进行研究18年，是在什么契机下，让他从已经非常熟悉的美国，回到亚洲、并到清华大学任职呢？纪家葵指出，他在斯坦福大学当研究员时就想建立一个团队，当时主要考虑因素是哪个国家和社会愿意也能够长期支持一个研究计划，因为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需要比较长时间，如果是一两年经费等支持停了，团队很难建立起来，也很难有科学成果。

2008年，纪家葵投了一些简历到美国的研究机构，虽然那时候干细胞获大家认可为有巨大临床应用潜力的新兴学科，但当时美国面临次贷危机，导致许多研究机构原本有的岗位都被暂停，美国是否还是首选，成了一个需要考虑的现实因素。

美社会个人主义更强

另一个让纪家葵对回流亚洲可能起更大影响的因素，是考虑到未来自己在美国生活的文化认可度、文化认同感。

他表示，在美国与同事、学院的伙伴都相处得很好，在谈共同有兴趣的生活上都没有问题，都能合作，但是当时觉得自己除了实验室的伙伴，以及同事和同行，实验室以外与社会的接轨就很难连接。

美国社会个人主义更强。“在生活上照顾好自己之外，大家一般不会有共同兴趣对社区、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感。”当时在这两个因素下，纪家葵将目光放到亚洲，开始找实验室，面试了香港大学和清华大学。

清华前副校长施一公影响大

而在做这重大决定的过程中，当时招聘成员之一——清华大学前副校长、生命科学院前院长施一公对他影响很大。他表示，当时与施一公交流后，觉得他会长期支持一个外籍的科学家，不仅是中国科学家。

纪家葵觉得现任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为其最钦佩的中国科学家之一，他不但科研做得非常好，而且对整个科研的组织，对后辈新人的提拔都非常重视。他从美国回到母校清华之后引进很多科学家。

他指出，像施一公这一辈比他年长5到10岁的科学家，都是真心想把中国科学提升到世界顶尖水平的。他们为国家及科学领域全身心的投入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他说：“清华大学不只提供了一个科研平台，还让我有机会与不同领域的人合作，完成更大的科研目标，所以最后选择清华大学。”

2010年，纪家葵到清华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系。

中讲究集思广义 美多单独探索

美中都是科研领先的国家，两国的科研差别在那？环境和学术氛围有什么不同？纪家葵指出，中国科研的目标都是通过集思广义，经过多轮讨论后形成共识。许多科研计划具有组织性和指南性，由一群比较资深的科学家去设计一个大型科研项目，然后有数十上百人会申请参与，例如航天计划。在这方面，中国做得较多、较有效率。

相比之下，美国多是单独、探索性和个人的科研计划，而这亦是该体系产生许多创新性成果的优点。

东方人崇尚尊师重道，纪家葵在清华大学也深深感受到这点，但他希望学生在保持这优良传统的当儿，在学术上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老师讲得不对，或者有新的概念，更勇于提出来或去挑战旧的概念，这对创新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