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镇东.大新山区作为马来西亚第二都会

当前崭新的政治局势，是让大家正视大新山区发展需求与潜力的契机。

此前，第五任首相阿都拉就创立了依斯干达区域发展局（Iskandar Regional Development Authority，IRDA），通过这个联邦机构投入联邦政府的资源，发展大新山区。可惜的是，这项计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它最终只是被视为又一个充满官僚色彩的“发展走廊”计划。

新加坡因素

首相安华最近指示重审发展走廊机构的角色，对此进行重组并停止促进投资的职能。 长远来看，我认为，IRDA应该被“归还”予柔佛州，与州政府保持同调。

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崩溃，全世界由此进入超全球化（hyperglobalisation）时期。

适逢集装箱化（Containerisation）在过去半个世纪成为主要的货运形式，加上“制造业外包”和强调经济效率的“及时供应”（just-in-time）精益化供应链，成为全球商贸界的规则，直到冠病疫情在2020年席卷全球才开始改变。

新加坡是超全球化的典范。作为世界级大都会和区域金融中心，许多欧洲和北美企业把区域总部设立在新加坡，而主要生产线都设在中国和其他低成本国家。几十年来，新加坡都不需要腹地。

直到2020年，面对如冠病疫情的全球流行病、社会老龄化等问题，跨国企业被迫重新审视本身的策略。同时，战争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气候变化、气候灾难以及经济不稳定等因素，也成为企业不容忽视的挑战。

世界的生产模式从“及时供应”转化为“以防万一”（just-in-case），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低生产成本）转向经济安全。 如今，企业们更重视的是更短、更安全的供应链，而不再是更便宜的供应链。

在这种大环境下，大新山区就是新加坡的最佳生产基地。在新加坡投资的跨国企业，现在提出的条件是要能够在数小时飞机航程内就能去到生产线地点。柔佛的优势不在话下，和新加坡仅咫尺之遥，甚至可以通过陆路交通抵达。

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尤其是房租在过去几年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投资者因各种原因涌入新加坡而大幅上涨。新加坡生活成本暴涨的同时，新山的公寓、高级住宅却供过于求。只要能确保关卡顺畅，新山和新加坡就能互补，减缓彼此面对的房屋问题。

1965年马新分家过程中的不愉快在两国之间留下相互竞争的意识。特别是上一代的政治领袖，如敦马哈迪和已故李光耀，虽然相互认识，却也相互竞争。相较之下，如今的两国领导人无需相互猜疑。

反思大新山定位

联邦政府必须正视，但凡这个国家的任一地区蓬勃发展，其结果必然对整个国家有利，而大新山区正是其一。

大新山区和其他州首府不同，它面积幅员辽阔，来自沙巴、砂拉越、北马、半岛东海岸等多地的国人聚集于此工作和生活。政府必须视大新山区为国家的第二大都市会，分配应有的资源和政策支持，以更好地满足市民在各方面的需求，包括学校（教育）、医院（医疗与照护）、道路与巴士（公共交通）。

我的国会选区依斯干达公主城和州选区柏岭，都位于大新山区。我能清楚看见当地社会和居民的需要。这里聚集了大量的经济移民，而他们的需求还未在政府规划中得到应有的重视。

政府有责任为大新山区投入更多资源发展更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特别是巴士和水上交通。许多柔佛人熟悉新加坡，也习惯在新加坡时乘搭公共交通。只要新山的公共交通服务到位，民众就能很快适应。

大新山区的交通大蓝图应该纳入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跨境交通。新柔捷运（RTS）启用（预计2027年竣工）后，会是提升跨境效率的良好第一步，然而却不能只是唯一的一步。

移民局必须引进更先进与快捷的技术，简化通关程序。持有马来西亚或新加坡护照的民众，尤其是长期通关者，应该享有特别渠道，以极简化通关程序。我相信两国的执法者，尤其是警方，长期以来的合作已达成足够的能力阻止跨境犯罪。

新柔捷运启用后，我们也要保留地不佬短程火车服务。同时可以在森林城市和裕廊、巴西古当和樟宜之间，引入更多现代载客渡轮，提供新柔长堤与第二通道以外的选项。首相安华在今年一月宣布，马新关卡将建设雨盖人行道，方便越堤族。马新两国的相关部门应该加快处理此事，减缓交通阻塞。

要是往来新山和新加坡变得很方便，跨国企业就可以在大新山区设立业务的同时，继续保持在新加坡的运作。将部分业务设在大新山区后，即使支付员工相当于新加坡三分二的薪资，这些企业依然可以节省运营成本。

这个双赢的局面有助于改变大新山的薪资结构，让更多本地员工获得更好的薪资。

当更多的马来西亚员工能够在柔佛就业并获得更好的薪资，他们就不一定要越堤打工。而大新山区也会因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普遍提升，进而繁荣发展。

如果能实现这个愿景，大新山作为国内第二大都会，将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带领马来西亚的经济二次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