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鎮東.大新山區作為馬來西亞第二都會

當前嶄新的政治局勢，是讓大家正視大新山區發展需求與潛力的契機。

此前，第五任首相阿都拉就創立了依斯干達區域發展局（Iskandar Regional Development Authority，IRDA），通過這個聯邦機構投入聯邦政府的資源，發展大新山區。可惜的是，這項計劃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它最終只是被視為又一個充滿官僚色彩的“發展走廊”計劃。

新加坡因素

首相安華最近指示重審發展走廊機構的角色，對此進行重組並停止促進投資的職能。 長遠來看，我認為，IRDA應該被“歸還”予柔佛州，與州政府保持同調。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也象徵著共產主義的崩潰，全世界由此進入超全球化（hyperglobalisation）時期。

適逢集裝箱化（Containerisation）在過去半個世紀成為主要的貨運形式，加上“製造業外包”和強調經濟效率的“及時供應”（just-in-time）精益化供應鏈，成為全球商貿界的規則，直到冠病疫情在2020年席捲全球才開始改變。

新加坡是超全球化的典範。作為世界級大都會和區域金融中心，許多歐洲和北美企業把區域總部設立在新加坡，而主要生產線都設在中國和其他低成本國家。幾十年來，新加坡都不需要腹地。

直到2020年，面對如冠病疫情的全球流行病、社會老齡化等問題，跨國企業被迫重新審視本身的策略。同時，戰爭和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氣候變化、氣候災難以及經濟不穩定等因素，也成為企業不容忽視的挑戰。

世界的生產模式從“及時供應”轉化為“以防萬一”（just-in-case），從單純追求經濟效益（低生產成本）轉向經濟安全。 如今，企業們更重視的是更短、更安全的供應鏈，而不再是更便宜的供應鏈。

在這種大環境下，大新山區就是新加坡的最佳生產基地。在新加坡投資的跨國企業，現在提出的條件是要能夠在數小時飛機航程內就能去到生產線地點。柔佛的優勢不在話下，和新加坡僅咫尺之遙，甚至可以通過陸路交通抵達。

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尤其是房租在過去幾年很大程度上因為中國投資者因各種原因湧入新加坡而大幅上漲。新加坡生活成本暴漲的同時，新山的公寓、高級住宅卻供過於求。只要能確保關卡順暢，新山和新加坡就能互補，減緩彼此面對的房屋問題。

1965年馬新分家過程中的不愉快在兩國之間留下相互競爭的意識。特別是上一代的政治領袖，如敦馬哈迪和已故李光耀，雖然相互認識，卻也相互競爭。相較之下，如今的兩國領導人無需相互猜疑。

反思大新山定位

聯邦政府必須正視，但凡這個國家的任一地區蓬勃發展，其結果必然對整個國家有利，而大新山區正是其一。

大新山區和其他州首府不同，它面積幅員遼闊，來自沙巴、砂拉越、北馬、半島東海岸等多地的國人聚集於此工作和生活。政府必須視大新山區為國家的第二大都市會，分配應有的資源和政策支持，以更好地滿足市民在各方面的需求，包括學校（教育）、醫院（醫療與照護）、道路與巴士（公共交通）。

我的國會選區依斯干達公主城和州選區柏嶺，都位於大新山區。我能清楚看見當地社會和居民的需要。這裡聚集了大量的經濟移民，而他們的需求還未在政府規劃中得到應有的重視。

政府有責任為大新山區投入更多資源發展更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統，特別是巴士和水上交通。許多柔佛人熟悉新加坡，也習慣在新加坡時乘搭公共交通。只要新山的公共交通服務到位，民眾就能很快適應。

大新山區的交通大藍圖應該納入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跨境交通。新柔捷運（RTS）啟用（預計2027年竣工）後，會是提升跨境效率的良好第一步，然而卻不能只是唯一的一步。

移民局必須引進更先進與快捷的技術，簡化通關程序。持有馬來西亞或新加坡護照的民眾，尤其是長期通關者，應該享有特別渠道，以極簡化通關程序。我相信兩國的執法者，尤其是警方，長期以來的合作已達成足夠的能力阻止跨境犯罪。

新柔捷運啟用後，我們也要保留地不佬短程火車服務。同時可以在森林城市和裕廊、巴西古當和樟宜之間，引入更多現代載客渡輪，提供新柔長堤與第二通道以外的選項。首相安華在今年一月宣佈，馬新關卡將建設雨蓋人行道，方便越堤族。馬新兩國的相關部門應該加快處理此事，減緩交通阻塞。

要是往來新山和新加坡變得很方便，跨國企業就可以在大新山區設立業務的同時，繼續保持在新加坡的運作。將部分業務設在大新山區後，即使支付員工相當於新加坡三分二的薪資，這些企業依然可以節省運營成本。

這個雙贏的局面有助於改變大新山的薪資結構，讓更多本地員工獲得更好的薪資。

當更多的馬來西亞員工能夠在柔佛就業並獲得更好的薪資，他們就不一定要越堤打工。而大新山區也會因為居民的收入和消費能力普遍提升，進而繁榮發展。

如果能實現這個願景，大新山作為國內第二大都會，將會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引擎之一，帶領馬來西亞的經濟二次起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