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平安符/金睿瑜（峇六拜）

不同宗教与背景的人民对平安符各有阐释。体质偏向敏感或较为虔诚的信徒几乎平安符从不离身；一般民众或把平安符视为旅行的必备用品，出门在外，必带一个平安符。有的人选择把佛牌、神像或缩小版的经文挂在胸前，有的人手腕戴佛珠，还有一些人悄悄地把相关物品藏在随身携带的背包。平安符无形中散发的安慰效应，以形形色色的姿态体现于旅者身上。平安符款式各异，不过却未必限于宗教物品。但凡能为旅途捎来安全感的物间，皆可总归为三个字——“平安符”。

外婆家前院种了一盆“抹草”，那是民间相传具有辟邪效用的植物。小时候与家人旅行、到医院探病、扫墓，或参加生活营，妈妈都会到外婆家给我摘几片带梗的抹草，收在一封红包内让我放在背包。若独自外出，妈妈也会在装满抹草的红包封写上“一路顺风”或“平安顺利”等大字，嘱咐我将这封抹草红包收好。

以往的我会把抹草红包夹入笔记本，塞进背包。然而，每回提取笔记本的时候，我几乎都把抹草红包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它总咻一声跌到地面。由于担心被别人发现，我迅速捡起抹草红包，佯装若无其事地把它归置原位，左手还摁在笔记本上，以至于后来我都把妈妈给的抹草红包藏在背包暗格，而非置于笔记本内。

身为旅者，抹草红包对我而言与隐私物品同一类别，是无法见光，却非带不可的平安符。散文课导师曾用“平安符”比喻旅行时携带的一本书。对练习写作的人来说，旅行除了是吸收故事的过程，也是感受心的训练。完成一天赶鸭子式参访，回到旅馆洗漱之后的阅读，亦是旅途重要的行程。老师的比喻不禁让我回想小学时期的自己。当年的我喜欢随身携带一本红蜻蜓小说，不管到诊所看病，或上餐馆，甚至旅行，红蜻蜓小说一直是我的精神粮食。直到我渐渐长大，试图涉猎更广泛的阅读范围，红蜻蜓小说才不再是我的唯一选项，但外出时背包仍得置放一本书，并偏好文学读物。

书籍也可以是平安符

疫情趋缓，南北大道逐渐恢复往日的车流，我亦因为学业较往年频繁来往雪兰莪。每一趟驱车到雪兰莪的路程多少可称为一程旅行，但随行的平安符除了妈妈的抹草红包，还有一本读物。虽然每回到雪州都课业缠身，笔记本电脑、课本、文件或讲义、衣服占了大半的行李箱，但我依然坚持挑一本最薄的读物收入文件夹，裹在衣服，塞进行囊。华人社会流传“敬惜字纸”的传统观念。从小妈妈就耳提面命，将外公说过不能把文字类的课本、作业、字典、报纸等搁在地板，或与其它物品混放的思想灌输于我，导致我整理行李箱，收纳文字类的物品时会多一些繁琐的步骤。

一个星期前，我到金宝参加开题考试。备考前的一个月，我几乎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翻阅文献，反复检阅研究计划书，以致私人阅读时间被剥夺。当时，我带了冯以量的《陪你到最后》，作为我的平安符陪我到金宝。巴士的误点，使我归途紧急改搭火车，我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一页、一页地翻阅《陪你到最后》，竟然在两个小时内读了142页，心境也没受外部环境干扰，还感到史无前例的平静。故此，我忽然明白了老师课堂上所谓“旅途中的一本平安符”的意义。书籍在嗜书者手上，宛如信徒手握经文，读者不会因为浪费时间而深感惶恐，或者因为多余的时间而不知所谓。反之，这本平安符让我赚取额外的思考空间，稍微弥补了我先前丢失的阅读时光。我在火车站读读书、看看人，等待的时间很快消磨过去。

近年外出旅行，我尝试带过诗集、散文集、微型小说集及短篇故事集到不同的目的地，唯独长篇小说不曾被我认领。除了书籍的厚度，长篇小说的叙述方式也使我必须秉持一气呵成的方式阅读，旅途中走走停停的节奏所产生的阅读割裂感，不适合翻阅长篇小说。

虽然“平安符”是信仰的泛称，但它未必是宗教物品的指谓。换言之，只要心里深感踏实，书籍也可以是平安符。无论神明保佑与否，行李箱内的平安符一样守护着离家的人。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两手空空地到各个地方旅行，为它写下一则故事，让心目中认定的平安符，从有形变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