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平安符/金睿瑜（峇六拜）

不同宗教與背景的人民對平安符各有闡釋。體質偏向敏感或較為虔誠的信徒幾乎平安符從不離身；一般民眾或把平安符視為旅行的必備用品，出門在外，必帶一個平安符。有的人選擇把佛牌、神像或縮小版的經文掛在胸前，有的人手腕戴佛珠，還有一些人悄悄地把相關物品藏在隨身攜帶的揹包。平安符無形中散發的安慰效應，以形形色色的姿態體現於旅者身上。平安符款式各異，不過卻未必限於宗教物品。但凡能為旅途捎來安全感的物間，皆可總歸為三個字——“平安符”。

外婆家前院種了一盆“抹草”，那是民間相傳具有辟邪效用的植物。小時候與家人旅行、到醫院探病、掃墓，或參加生活營，媽媽都會到外婆家給我摘幾片帶梗的抹草，收在一封紅包內讓我放在揹包。若獨自外出，媽媽也會在裝滿抹草的紅包封寫上“一路順風”或“平安順利”等大字，囑咐我將這封抹草紅包收好。

以往的我會把抹草紅包夾入筆記本，塞進揹包。然而，每回提取筆記本的時候，我幾乎都把抹草紅包的事忘得一乾二淨，它總咻一聲跌到地面。由於擔心被別人發現，我迅速撿起抹草紅包，佯裝若無其事地把它歸置原位，左手還摁在筆記本上，以至於後來我都把媽媽給的抹草紅包藏在揹包暗格，而非置於筆記本內。

身為旅者，抹草紅包對我而言與隱私物品同一類別，是無法見光，卻非帶不可的平安符。散文課導師曾用“平安符”比喻旅行時攜帶的一本書。對練習寫作的人來說，旅行除了是吸收故事的過程，也是感受心的訓練。完成一天趕鴨子式參訪，回到旅館洗漱之後的閱讀，亦是旅途重要的行程。老師的比喻不禁讓我回想小學時期的自己。當年的我喜歡隨身攜帶一本紅蜻蜓小說，不管到診所看病，或上餐館，甚至旅行，紅蜻蜓小說一直是我的精神糧食。直到我漸漸長大，試圖涉獵更廣泛的閱讀範圍，紅蜻蜓小說才不再是我的唯一選項，但外出時揹包仍得置放一本書，並偏好文學讀物。

書籍也可以是平安符

疫情趨緩，南北大道逐漸恢復往日的車流，我亦因為學業較往年頻繁來往雪蘭莪。每一趟驅車到雪蘭莪的路程多少可稱為一程旅行，但隨行的平安符除了媽媽的抹草紅包，還有一本讀物。雖然每回到雪州都課業纏身，筆記本電腦、課本、文件或講義、衣服佔了大半的行李箱，但我依然堅持挑一本最薄的讀物收入文件夾，裹在衣服，塞進行囊。華人社會流傳“敬惜字紙”的傳統觀念。從小媽媽就耳提面命，將外公說過不能把文字類的課本、作業、字典、報紙等擱在地板，或與其它物品混放的思想灌輸於我，導致我整理行李箱，收納文字類的物品時會多一些繁瑣的步驟。

一個星期前，我到金寶參加開題考試。備考前的一個月，我幾乎把大部分時間用於翻閱文獻，反覆檢閱研究計劃書，以致私人閱讀時間被剝奪。當時，我帶了馮以量的《陪你到最後》，作為我的平安符陪我到金寶。巴士的誤點，使我歸途緊急改搭火車，我在人來人往的火車站一頁、一頁地翻閱《陪你到最後》，竟然在兩個小時內讀了142頁，心境也沒受外部環境干擾，還感到史無前例的平靜。故此，我忽然明白了老師課堂上所謂“旅途中的一本平安符”的意義。書籍在嗜書者手上，宛如信徒手握經文，讀者不會因為浪費時間而深感惶恐，或者因為多餘的時間而不知所謂。反之，這本平安符讓我賺取額外的思考空間，稍微彌補了我先前丟失的閱讀時光。我在火車站讀讀書、看看人，等待的時間很快消磨過去。

近年外出旅行，我嘗試帶過詩集、散文集、微型小說集及短篇故事集到不同的目的地，唯獨長篇小說不曾被我認領。除了書籍的厚度，長篇小說的敘述方式也使我必須秉持一氣呵成的方式閱讀，旅途中走走停停的節奏所產生的閱讀割裂感，不適合翻閱長篇小說。

雖然“平安符”是信仰的泛稱，但它未必是宗教物品的指謂。換言之，只要心裡深感踏實，書籍也可以是平安符。無論神明保佑與否，行李箱內的平安符一樣守護著離家的人。未來，我也希望自己能兩手空空地到各個地方旅行，為它寫下一則故事，讓心目中認定的平安符，從有形變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