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盟领袖想用中国历史来和华裔选民拉拢关系,若不先多了解史实,势必适得其反,最终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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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盟领袖爱抛书包,尤其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包。
伊党主席哈迪最近在党报《哈拉卡》撰文,说中国明朝皇帝也有信奉伊斯兰,其实是想说给华人社会听的:“劝勉”华人别害怕伊教和伊党。
不出所料,华社一贯的对他冷讽热嘲,说朱元璋其实当过和尚,当了皇帝后餐单上都有猪肉,怎么可能是穆斯林?
明朝有没有皇帝信奉伊斯兰?我们先把网络上流言蜚语放一边,听听相对可靠的史籍和学者怎么说。
史籍当中最早说明朝皇帝和伊斯兰有关系的,是16世纪奥斯曼帝国旅行家Ali Ekber所著《中国游记》(Hitayname),书里提供了一些有关明朝时期的伊斯兰影响;据称其中载有皇宫里皇帝专用清真寺,也有宣礼员、城外御用清真寺、皇帝重用穆斯林文武大臣等;当时是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年,明朝第10任皇帝)在位时期,由于他害怕政权不稳定,因此不敢公开皇帝为穆斯林的事实。
后来的多名学者,根据Ali Ekber和其他史记,推论明朝皇帝家族是穆斯林;其中台湾穆斯林宗教学者马明道教授,参考了这本书、野史和回族民间传说,对此进行学术考究,撰有《明朝皇家信仰考初稿》等著作,并确定明太祖朱元璋、马皇后和家族都是回族穆斯林(引“台大狮子吼佛学专站”上载的马教授著作)。
另,60年代毕业自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历史学者Hajji Yusuf Chang于1987年1月发表在学术期刊《Journal Institute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的论文也引经据典,做出类似推论,认为在当时政治氛围下,明太祖身为穆斯林的事在史籍被密而不宣,一方面让回族少数民族在明朝276年里度过和平和幸福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使过去六个世纪里,没有历史学家发现这一事实。
有人推论,当然也有人做出反驳。比如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历史教授、皇家历史学会和皇家亚洲学会会士Michael Dillon(曾任清华大学客座教授)的著作《China’s Muslim Hui Community: Migration, Settlement and Sects》(1999年Taylor & Francis Group出版)里,就论述“马皇后是否穆斯林”的争议;对于太祖来说,重用穆斯林大臣以避开皇室冲突可能是明智选择,但这不能被视为他与穆斯林有联系的证据。他也强调明太祖“很可能不是一名穆斯林”,但这些争议反映明代社会的多元民族复杂性,因此“明太祖可能来自一个包括中亚穆斯林祖先的背景,但他不被认为是回族传统的一部分”(见该书页29-30)。若排除了明太祖信奉伊斯兰的真实性,那接下来的明景帝朱祁钰、弘治帝朱祐樘、正德帝朱厚照等“是穆斯林”的说法,就比较容易辩驳了。
在Ali Ekber、马明道、Michael Dillon或其他学者的论述当中,不管哪一位较能反映历史事实,目前我们只能够说,哈迪提出“非正史”的争议性论述,都只是尚未有定论的假说而已。这种做法不会让伊党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是引起民间更多反弹和反感。
利用中国历史和华社套近乎的国盟领袖,哈迪也不是第一人。
比如阿兹敏曾以“三国”譬喻国盟为蜀汉帝国,因为“所有好人才都在蜀汉,比如刘备、孔明和关公”,但他却不知道这些其实是罗贯中编造的《三国演义》小说内容,而不是历史事实,更何况史记对刘备其实并不是很看得起。例如《三国志·蜀书》提到刘备的假仁假义:益州领袖刘璋想请刘备来帮忙打曹操,但手下劝说“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内也”,但刘璋以为刘备有仁有义有德,把他请了过来,最后反而被刘备消灭,并把益州作为蜀汉势力根基。
阿兹敏的喜来登政变,和刘备“抢夺益州”阴谋,相隔1800年遥相呼应,两者性格非常契合。
另,土团党的旺阿末费沙,也采用中文名“袁怀绍”,以其与三国大将袁绍相似为荣,并“认为是个好名字,且相信能为他增添好运” 。
但“袁先生”若有读历史,就知道历史对袁绍的评价褒贬兼具,更多的是说他不善用兵、优柔寡断,《三国志·董二袁刘传》说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后汉书·袁绍传》也评说“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从善,故至于败”,意头非常不详。
国盟领袖想用中国历史来和华裔选民拉拢关系,若不先多了解史实,势必适得其反,最终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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