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触即发》一位非常时期美国国防部长的回忆录(下篇)

二○○二年到二○○四年，我在国防部担任副助理部长，负责谈判政策，职责包括掌控所有军备、防止武器扩散，以及为国防部处理五花八门的国际议题。我最后处理了各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常规武器的扩散问题，都跟中国有关，因为中国政府就是贩运这些武器的最大军火商。

我在二○○四年回到国会，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利斯特（Bill Frist，田纳西州共和党籍）的国家安全顾问。我很熟悉国防外交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和政治间的交互影响，所以这个职位大概是我在国会中最能够一展长才的工作。虽然当年我们的焦点主要放在阿富汗和伊朗，但仍有很多人十分关注中国议题。

二○○七年，也就是我离开国会一年后，接替弗利斯特成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麦康诺（又译麦康奈尔），任命我担任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当时该委员会正处于重建模式，成员横跨两党，包括国防、贸易、人权和技术等优秀人才。当时的时间点非常适合深入探讨美中关系，以及美国面对中国政府可能遭遇的问题。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专家，但在该委员会的任期快结束时，我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薛瑞福（Randy Schriver）在维吉尼亚州北部的密苏里州立大学共同教授美中关系的研究所课程，薛瑞福后来也在我担任国防部长时，成为我手下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

委员会任期结束后，我去了美国商会工作。我在那里同时担任美国商会全球知识产权中心的执行副总裁以及欧洲和欧亚大陆的副总裁。身为知识产权中心的负责人，我亲眼目睹中国如何大规模窃取美国的创新构想和各种形式的智慧财产，这对美国经济、美国大大小小的公司、对成千上万的美国劳工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美国几乎没有哪个产业能逃过一劫，估计我们每年因此承受的损失高达二千二百五十亿到六千亿美元。然而，尽管中国窃取了我们这么多智慧财产，北京政府还针对在中国营运的美国企业施行许多严苛的规范，但二○○○年代开始那十年，多数在中国经营的美国企业都很逆来顺受，毕竟一个拥有十四亿消费者的市场，吸引力实在太大了。

不过，到二○一七年川普上任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态度有了重大转变。几乎所有在二○○○年代初期追著中国市场跑的重要产业部门，都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立场及未来目标。尤其当习近平在二○一二年成为中共总书记并开始将中国变成更专制的国家后，美国企业的态度就改变得更快了。习近平（西方媒体常称作习主席）上任后实行大规模反贪腐运动，导致很多中共官员下台，并以雷霆手段整顿党纪、确立他个人的权威地位，中共过去领导人所承诺的政治改革，也随著习近平掌权而烟消云散。

除了政治权力一把抓，习近平也大力发展中国的军事实力，并采取愈来愈霸道的外交政策──不仅欺压邻国，在南海和东海提出非法的领土主张，还利用外债接触世界各国，并在全球培养影响力。二○二○年，一艘中国船只撞沉了一艘载有八人的越南渔船，而就在前一年，菲律宾渔民身上也刚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中国海警武装船会定期护送中国渔船进入印尼和菲律宾专属的经济海域捕鱼；此外，中国政府也持续在南沙群岛周遭部署海上民兵。与此同时，中国在南海水域好几处特殊地理环境进行开发和军事部署，这不仅是非法且充满挑衅意味的行为，也违反了习近平自己在二○一五年对欧巴马（又译奥巴马）总统的承诺。

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正在扩张与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的金融关系，其背后目的是培养战略性影响力，取得关键资源和占据世界各地的军事据点。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位于非洲东岸的吉布地共和国（又译吉布提），中国正积极以此为起点，在印度洋及一路向东往北京的海域上建立更多军事基地。更糟的是，中国为了扩张自己的力量，不惜牺牲他国主权，而且欺负的国家愈小，中国政府出的拳就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