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菲茲得出的結論,即前朝交通政策導致父母沒有足夠時間在家做飯的問題是不合適的,因為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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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類型的成癮中,外出用餐成癮絕對不是一個有害的習慣。在外用餐的習慣,即使是在餐廳用餐或“打包”,也不僅僅是為了填飽肚子,而是一種社交、放鬆的文化,也是與各方之間的經濟或商業的交換。
經濟部長拉菲茲表示,大馬社會對外出用餐“成癮”,導致家庭收入減少,這番話對於一位經驗豐富的政治人物來說是不適合的,也是非常令人驚訝的。
從政治人物的角度來看,這種不提出任何建議或解決問題的聲明是一個業餘錯誤,因為這為公眾批評他打開了空間。
從分析員的角度來看,拉菲茲對這種外出用餐文化的解釋並不令人滿意,原因有幾個。首先,城鄉家庭的用餐總開銷存在很大差異。在吉隆坡市內,一盤米飯配上肉類和雞肉的價格可以達到18令吉,而在布城,同樣的米飯和配料則只有10令吉。如果午餐的價格僅在聯邦直轄區就可以相差8令吉,更別說在其他城市和鄉區了。
此外,拉菲茲引用的消息來源是美國,比較的國家是新加坡和韓國。此類信息應來自大馬統計局,該局擁有能夠提供此類信息的優秀統計學者。從大馬統計局獲取信息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所獲取的信息將根據馬來西亞的情況進行調整,並提供更準確的概述。
比如我問過一些朋友關於拉菲茲所指的“可支配收入”的定義。許多人認為這筆收入是淨工資——扣除公積金、社險和稅後工資。在國際上,“可支配收入”是指扣除稅務、房屋與汽車貸款等固定費用後可以節省的金額。換句話說,“可支配收入”是個人可以選擇花費的錢。
因此,關於27.5%工資用於食品開銷的統計數據是值得懷疑的。而且,這個數字非常高。如果這個數字是正確的,那麼大馬的通貨膨脹率已經飆升,更不會維持在2%。
將大馬與發達國家相比,這也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的福利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很高。新加坡將其GDP的14%左右用於人民福利,而韓國則為12.2%。
飲食行為的改變與社會生活方式的改變密切相關。根據凱蒂羅森(Katie Rawson)和埃利奧特肖爾(Elliott Shore)所著的《下館子》一書,餐廳用餐文化的歷史始於900多年前的中國,當時旅行者在招待所訂購來自特定地區的食物。16世紀,日本開始出現餐館。
第一家為當地人和客人提供餐點的現代餐廳於1780年代在法國開業。事實上,“restoran”(餐廳)一詞源自“restorative broth”(恢復性食品,如肉湯等),是為長途旅行後想要恢復體力的客人提供的。
19世紀中葉,由於工業經濟的發展,美國各地的餐廳迅速開業,外出用餐成為成功的象徵。
到了20世紀,廉價且省時的快餐的出現讓許多人可以外出用餐。
拉菲茲得出的結論,即前朝交通政策導致父母沒有足夠時間在家做飯的問題是不合適的,因為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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