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學者 李有成／世界動盪 思想自由是最大的幸福

作為子民，當整個大時代的齒輪無聲變動，他感受最深似乎是自己即使置身其中，卻只能在旁觀看。他眼見，有些事件歷歷在目；也耳聞，聽過一些記憶現場：1956年11月23日，千餘名學生聚集在鍾靈草場罷課，鎮暴隊隨著情勢惡化發射了第一枚催淚彈。煙霧瀰漫中，抗議的學生被驅散，教育部下令關閉學校21天。這一陣巨浪般的學潮，就因為校方接受政府津貼。

當他在1960年進入鍾靈國民型中學，一切已經迴歸平靜；但平靜抑或動盪，才是常態？60年代中期的檳城，李有成確實身在其中，那是他一段“光明與美麗的時代”。彼時，行經街頭不難看見從越南戰場到來度假的美軍，以及川流不息的三輪車伕。這是他記憶中的舊景象——越南戰爭正在發生，且僅相隔一條海上邊界。

批判，意即思考合理性

李有成在如此光景中，無可逆轉地從少年搖身成青年。“在我住的地方，對面就是一間帶有色情的酒吧。美軍常去那間‘快樂酒吧’，偶爾會聽見反越戰的示威抗議，後來我也寫成了散文，”他說。

儘管當時的他只是一個少年，但身處抗衡聲浪之中，巨大的社會變動就在眼前，無人得以視而不見。正是這樣的變動，影響了李有成看待世界的方式及其政治意識——這一段短暫還在本土的日子，無疑就是他的型塑期（Formative Years）。因而，他後來的文學與學術關懷，似乎總離不開種族、階級等議題，“雖然寫的是現代史，可是裡面存在批判性，批判的意思就是希望透過創作與學術，刺激讀者去思考現存的東西合不合理。”

思考現狀，以及捏塑未來。這是他希望通過作品給讀者帶來的刺激。

駕馭自由——自由不等同於隨心所欲

“以前寫詩，每一個句子都要想盡辦法，語言一定要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他緩緩笑說。從他第一本詩集《鳥及其他》，到更後期的《迷路蝴蝶》《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蟬聲》，一條詩的幽徑已然鋪展開來。

早年，他受美國意象詩派的影響，非常注重意象使用；但後來他把自己從既定概念中解放出來，嘗試接觸不同樣貌的詩篇。他繼而想起巴勒斯坦詩人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一場上萬人的朗誦會，體育館裡坐滿了聽眾。他們沉靜、端坐，只為了聽一個人，把人民為立國而與以色列對抗的那些過去與正在發生的戰爭，轉換成柔軟的詩的文字。

“竟然有一個民族可以對詩如此狂熱。”正是因為關懷，讓詩人與讀者產生了共感，引發了一場奇妙的情動。

近十年來，他說少了從前那樣對純粹詩的語言的追求，“可能是很生活化的語言，它放在一首詩裡，就是一首詩。後來看詩看的是一個整體。”

從舊有的方法中解放之後，他似乎感受到寫詩的自由。但駕馭自由容易嗎？他說：“自由是不容易的，它考驗你如何掌控。給你自由可能就會胡來，要如何剋制、妥善應用，這是駕馭自由的能力。”

當它是一片自由的土地，彷彿意即無疆無界，更無所謂線索。因此他曾經在《迷路蝴蝶》詩集裡頭寫下“詩無定法”四字——它意味著自由，但不等同於隨心所欲。“更是一個挑戰，你必須建立自己一套處理詩的方式，或應用的語言。”

“說得嚴肅點就是功力吧，要不就是經驗的累積。”

通過創作與學術，介入現世

而經驗，彷彿就是現世走過的足跡。他提起“Worldly”這麼一個字，在古英語裡所用的是worold，指的亦是“人類存在，生活事務”。透過學術與創作，他希望能回到現世，介入現實之中——“刺激自己去思考一些現存的問題，最後的理想當然是希望能夠讓生活、社會更合理。”

“學術跟創作，對我來說沒有太大的差別；它們都用文字，只是敘事語言、處理方式不一樣。”

但回過頭來，他始終認為“關懷面向都是相同的，所以我的學術與創作，或是思想也好，當中的批判性多少就是介入到現世的——現在世界的事。”

作為讀書人，他追求的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哲學也是，刺激我們思考追尋一個比較理想的社會人生。”他繼而聊起中央研究院裡的朋友：“那些做科學研究的朋友，他們終其一生希望能夠給人類帶來幸福，這點我們是一樣的。”

幸福之路，百般風景。於他，幸福卻是異常簡單——“就是在一定的規範之內，我們能夠自由做想做的事情。比如思考與寫作，只要不犯法就不能有所幹涉。”因而在這個明亮的現世，李有成把握思想與詩語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對於駕馭自由的修煉。

一朵黃花風鈴木，悄然
落下，無聲無息
卑微地，落在佛口
什麼事也沒發生
佛只是微笑，無語
或許，因為這是春天

（節錄〈這是春天〉，李有成《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蟬聲》，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