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志立.昌明經濟與糧食自給的重要性

在聯合國和土耳其的介入下，去年7月簽署的黑海谷物倡議為糧食運輸提供了安全保障，減輕了俄烏衝突對供應鏈的負面影響。隨後，世界糧食價格指數逐漸下降和相對穩定的糧食價格讓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然而，目前該倡議是否會被延長仍在商討中，這就導致糧食供應鏈充滿了不確定性。如果無法妥善應對這個問題，我們可能會面臨糧食價格劇烈波動的風險。

而今年惡劣的天氣狀況，如厄爾尼諾現象對糧食生產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無疑是雪上加霜。印度作為全球最大的大米出口國，因此面臨著糧食價格上漲和通貨膨脹問題，並對大米的出口實施了進一步的限制。

同時，市場也對另一個主要大米出口國泰國今年的大米產量和出口量表示擔憂。今年7月的世界大米價格就比一年前上漲了19.7%。

當國際糧食供應鏈受到衝擊時，供應的減少將推高國際糧食價格。由於我國的糧食自給率偏低，如大約35%的大米依賴進口，這使得我們在進口糧食價格上漲時難以轉向本土糧食供應。這對經濟影響廣泛，大至國家需要支付更多糧食進口費用，小至家庭生活費上漲。

而糧食價格的影響不僅限於經濟層面，還會波及社會結構。儘管我國根據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的通脹率自去年8月以來呈下降趨勢，從當時的4.8%降至今年8月的2%，然而食品與非酒精飲料的通脹率卻仍高達4.1%。如果全球糧食價格持續上漲，無疑會對我國相對較高的食品通脹率產生負面影響。

更令人憂慮的是，食品價格上漲會對適應能力相對較低的低收入群體造成更大的衝擊。根據統計局7月發佈的2022年家庭消費調查報告，低收入家庭（B40）花費在食品與飲料上的收入比率比中等收入家庭（M40）高出35%，比高收入家庭（T20）高出107%。

因此，當食品價格上漲時，低收入群體所面臨的食品支出增加幅度會超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群體，從而進一步加劇我國社會的收入差距問題。

因此，當首相將改善糧食自給率列入昌明經濟的發展重點時，這對我國經濟和社會長遠發展都具有重要影響，這無疑是一個高瞻遠矚的決策。

然而，改善糧食自給率是一個根本性的政策，其成果並非可以立即顯現。考慮到國際食品價格預計在短期內可能會上漲，我們還需要一些能夠在短期內產生顯著效果的政策。其中，簡化食品進口的程序與成本是一個關鍵的方面，去年政府取消了特定食品進口準證（AP）的要求，這無疑是一個積極的開端。

希望政府在這方面有更清晰的認識和充分的準備。在面對糧食供應鏈波動以及食品價格上漲的挑戰時，不僅要考慮長遠的戰略規劃，也要注重短期的應對策略，以確保經濟與社會的穩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