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千“爱”大马（二） | 折服语言天份 运营成本不高 建基地 这里比柬缅好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国家，具包容性的文化氛围而闻名。许多马来西亚人能够流利操多种语言，正是让诈骗集团看中马来西亚设立诈骗呼叫中心的原因之一。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国家，具包容性的文化氛围而闻名。许多马来西亚人能够流利操多种语言，正是让诈骗集团看中马来西亚设立诈骗呼叫中心的原因之一。

退休警官李瑞铭向专案小组指出，在我国不论什么种族，都不乏能掌握1至3种语言的人士，这样的语言能力深深吸引诈骗集团，当中以通晓中文的华裔民众最受欢迎。

“以说中文族群为目标的诈骗集团更愿意聘请华人做客服，其他的跨国诈骗集团也大多采取相同的策略。不过发展到今天，由于疫情的影响，很多诈骗集团已不再强求客服懂中文，只要求会操作电脑即可，其他可以慢慢学习。”

令吉计算工资省很多

李瑞铭指出，除了雇人容易外，大马生活成本如租金、伙食、上网、工资及日常用品等的费用相较以美元计的柬埔寨更低，比起政治动荡的缅甸，我国更是占了优势。

他举例，我国金三角地带的高级公寓，租金对本地人来说昂贵，但对日进斗金的诈骗集团简直是九牛一毛，他们设立呼叫中心时更倾向于选择高度隐秘且保安森严的高级公寓。

“与其他国家的主要城市相比，我国高级公寓的租金还算实惠，而且伙食及日常用品等开销，也比其他国家一线城市来得低。”

李瑞铭指出，在聘请本地人成为客服人员的工资大部分以令吉计算，同比其他国家使用美元结算，也节省了不少。

替你赚，不如我自己赚……
上班学招数 再自立门户

李瑞铭在警队服务逾30年，亲眼见证诈骗集团“与时并进”，他还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一些本地诈骗分子，先在大型跨国诈骗客服中心上班，学习诈骗技巧后，再自立门户。

他说，时代改变了一些人的想法，为了赚快钱铤而走险，大马人在大型诈骗客服中心工作，离开后另起炉灶的情况在我国很常见，

他们在诈骗集团学习各种类型诈骗手法的剧本创作、培训、管理和资金转移等技术后，回国重新组织客服中心，聘请员工设立小型诈骗呼叫中心行骗。

“这些诈骗中心通常规模较小，多数在5至10人左右，大部分把诈骗对象锁定在本地人。”

李瑞铭指出，除了本地人自设诈骗呼叫中心外，也有精通爱情骗局的尼日利亚籍骗子掌握行骗技巧后，邀请同乡到我国，设小型呼叫中心。

“相比大集团控制的诈骗客服中心，小型客服中心更容易被警方侦破。”

须100%举证才能入罪
辛苦搜证 败在1%证据

我国法律讲求证据，控方需100%举证才能将骗子入罪，财力雄厚的诈骗集团聘请律师为员工脱罪减刑。

我国的法律制度奉行英美法系（普通法），控方需要出示充分证据，才能将被告定罪，因此大马警方在打击诈骗活动时，不时会面对捉到嫌犯，但做不到依法严惩的情况。

诈骗集团会重金聘大律师

李瑞铭指出，诈骗集团在客服人员被捕后，会重金聘请大律师为他们辩护，只要控方提呈法庭的证据有不足或瑕疵，都可能被律师抓住把柄，让被告脱罪。

他为警队打抱不平，因为很多民众见到诈骗分子被判无罪释放或判以较轻刑罚时，会声讨警队，其实有部分原因与我国的法律原则有关。

他说，我国是法治国家，奉行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副检察司和警方在提控罪犯时，需做到十足的举证，只要证据有任何破绽，都会被擅于法律程序的律师攻破。

“诈骗案最难做到100%的举证。以爱情骗局为例，警方首先要接获本地受害者的投报，再顺藤摸瓜逮捕行骗者，警方需要搜集嫌犯的涉案罪证如电话卡、照片、视频或通话记录等。”

不会用自身资料照片行骗

他指出，狡猾的老千不会用自己的个人资料注册手机，也不会用自身的照片行骗，就算有录音等证据，也难以证明声音属于嫌犯。

李瑞铭指出，爱情骗案多数是在线上发生，很多受害者从未见过嫌犯，根本无法当面指认行骗者，辩护律师会抓住这一缺口，让法官依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从轻发落。

“查案官辛苦逮捕罪犯及搜证，却因1%证据的说服力不足，就让被告逃过法律的制裁。”

他说，根据过往的经验，副检察司为了将被告定罪，很多时候被迫选择采用有把握入罪的条文来提控他们。

他举例，控方援引刑罚较重的条文如刑事法典第420（欺骗及不诚实引诱移交财物）、424（欺骗及不诚实移交或隐瞒财产）或120（刑事串通）条文提控诈骗犯时，有可能难以做到充分举证，导致案件出现疑点，法官宣判被告无罪释放。

主动认罪可获减刑

“再说，诈骗集团所雇用或利用的客服人员或钱骡都是普通人，辩护律师会以主动认罪可以减刑，劝告没前科的被告主动认罪。”

他补充，法官一般看在被告是年轻初犯的份上，会从轻发落。”

反洗黑钱法是妙招
改由被告证明钱财来源

法律是警察打击罪案的依据，现有或新法令的修订，有时会成为警察打击线上诈骗集团的助力。

李瑞铭指出，在年初正式宪报颁布的2001年反洗黑钱及反恐融资法令（AMLA）修正法令下，警方扣押可疑财物时，控方无需证明这些钱财是来自不法活动，而是被告需证明钱财来源的清白。

他说，警方在搜证过程中，可以使用2001年反洗黑钱及反恐融资法令充公嫌犯的财产，在修改法令前，副检察司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充公的财务来源是非法的，才能将不义之财收归国库。

“修改法令后，举证财产的清白成了被告的责任，被告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钱财来源，否则被充公的财产不能被索回。”

有利执法工作

李瑞铭指出，这项法令的修改，相信会让不少不法分子感到头痛，要证明财产是清白的并非易事，要将不义之财洗白也不易，对执法工作有利。

不过有的时候，法令的修订也会让警方打击不法集团面对挑战，譬如过去对付一些难以取证的嫌犯时，警方会援引1959年防范罪案法令扣押本地或外籍嫌犯，本地嫌犯最多可被限制拘留2年，外籍嫌犯最长可扣留6个月。

不过，去年4月联邦法院宣判，1959年防范罪案法令（POCA）只能对付涉嫌暴力等行为的罪犯，从此警方再也不能使用防范性的法令来对付非暴力的案件。

“这是否无意中让诈骗集团壮了胆，我无法置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会让警方在打击线上诈骗集团时，少了一个可以使用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