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千“愛”大馬（二） | 折服語言天份 運營成本不高 建基地 這裡比柬緬好

馬來西亞作為一個多元文化國家，具包容性的文化氛圍而聞名。許多馬來西亞人能夠流利操多種語言，正是讓詐騙集團看中馬來西亞設立詐騙呼叫中心的原因之一。

馬來西亞作為一個多元文化國家，具包容性的文化氛圍而聞名。許多馬來西亞人能夠流利操多種語言，正是讓詐騙集團看中馬來西亞設立詐騙呼叫中心的原因之一。

退休警官李瑞銘向專案小組指出，在我國不論什麼種族，都不乏能掌握1至3種語言的人士，這樣的語言能力深深吸引詐騙集團，當中以通曉中文的華裔民眾最受歡迎。

“以說中文族群為目標的詐騙集團更願意聘請華人做客服，其他的跨國詐騙集團也大多采取相同的策略。不過發展到今天，由於疫情的影響，很多詐騙集團已不再強求客服懂中文，只要求會操作電腦即可，其他可以慢慢學習。”

令吉計算工資省很多

李瑞銘指出，除了僱人容易外，大馬生活成本如租金、伙食、上網、工資及日常用品等的費用相較以美元計的柬埔寨更低，比起政治動盪的緬甸，我國更是佔了優勢。

他舉例，我國金三角地帶的高級公寓，租金對本地人來說昂貴，但對日進斗金的詐騙集團簡直是九牛一毛，他們設立呼叫中心時更傾向於選擇高度隱秘且保安森嚴的高級公寓。

“與其他國家的主要城市相比，我國高級公寓的租金還算實惠，而且伙食及日常用品等開銷，也比其他國家一線城市來得低。”

李瑞銘指出，在聘請本地人成為客服人員的工資大部分以令吉計算，同比其他國家使用美元結算，也節省了不少。

替你賺，不如我自己賺……
上班學招數 再自立門戶

李瑞銘在警隊服務逾30年，親眼見證詐騙集團“與時並進”，他還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一些本地詐騙分子，先在大型跨國詐騙客服中心上班，學習詐騙技巧後，再自立門戶。

他說，時代改變了一些人的想法，為了賺快錢鋌而走險，大馬人在大型詐騙客服中心工作，離開後另起爐灶的情況在我國很常見，

他們在詐騙集團學習各種類型詐騙手法的劇本創作、培訓、管理和資金轉移等技術後，回國重新組織客服中心，聘請員工設立小型詐騙呼叫中心行騙。

“這些詐騙中心通常規模較小，多數在5至10人左右，大部分把詐騙對象鎖定在本地人。”

李瑞銘指出，除了本地人自設詐騙呼叫中心外，也有精通愛情騙局的尼日利亞籍騙子掌握行騙技巧後，邀請同鄉到我國，設小型呼叫中心。

“相比大集團控制的詐騙客服中心，小型客服中心更容易被警方偵破。”

須100%舉證才能入罪
辛苦蒐證 敗在1%證據

我國法律講求證據，控方需100%舉證才能將騙子入罪，財力雄厚的詐騙集團聘請律師為員工脫罪減刑。

我國的法律制度奉行英美法系（普通法），控方需要出示充分證據，才能將被告定罪，因此大馬警方在打擊詐騙活動時，不時會面對捉到嫌犯，但做不到依法嚴懲的情況。

詐騙集團會重金聘大律師

李瑞銘指出，詐騙集團在客服人員被捕後，會重金聘請大律師為他們辯護，只要控方提呈法庭的證據有不足或瑕疵，都可能被律師抓住把柄，讓被告脫罪。

他為警隊打抱不平，因為很多民眾見到詐騙分子被判無罪釋放或判以較輕刑罰時，會聲討警隊，其實有部分原因與我國的法律原則有關。

他說，我國是法治國家，奉行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副檢察司和警方在提控罪犯時，需做到十足的舉證，只要證據有任何破綻，都會被擅於法律程序的律師攻破。

“詐騙案最難做到100%的舉證。以愛情騙局為例，警方首先要接獲本地受害者的投報，再順藤摸瓜逮捕行騙者，警方需要蒐集嫌犯的涉案罪證如電話卡、照片、視頻或通話記錄等。”

不會用自身資料照片行騙

他指出，狡猾的老千不會用自己的個人資料註冊手機，也不會用自身的照片行騙，就算有錄音等證據，也難以證明聲音屬於嫌犯。

李瑞銘指出，愛情騙案多數是在線上發生，很多受害者從未見過嫌犯，根本無法當面指認行騙者，辯護律師會抓住這一缺口，讓法官依據“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原則，從輕發落。

“查案官辛苦逮捕罪犯及蒐證，卻因1%證據的說服力不足，就讓被告逃過法律的制裁。”

他說，根據過往的經驗，副檢察司為了將被告定罪，很多時候被迫選擇採用有把握入罪的條文來提控他們。

他舉例，控方援引刑罰較重的條文如刑事法典第420（欺騙及不誠實引誘移交財物）、424（欺騙及不誠實移交或隱瞞財產）或120（刑事串通）條文提控詐騙犯時，有可能難以做到充分舉證，導致案件出現疑點，法官宣判被告無罪釋放。

主動認罪可獲減刑

“再說，詐騙集團所僱用或利用的客服人員或錢騾都是普通人，辯護律師會以主動認罪可以減刑，勸告沒前科的被告主動認罪。”

他補充，法官一般看在被告是年輕初犯的份上，會從輕發落。”

反洗黑錢法是妙招
改由被告證明錢財來源

法律是警察打擊罪案的依據，現有或新法令的修訂，有時會成為警察打擊線上詐騙集團的助力。

李瑞銘指出，在年初正式憲報頒佈的2001年反洗黑錢及反恐融資法令（AMLA）修正法令下，警方扣押可疑財物時，控方無需證明這些錢財是來自不法活動，而是被告需證明錢財來源的清白。

他說，警方在蒐證過程中，可以使用2001年反洗黑錢及反恐融資法令充公嫌犯的財產，在修改法令前，副檢察司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充公的財務來源是非法的，才能將不義之財收歸國庫。

“修改法令後，舉證財產的清白成了被告的責任，被告必須拿出強有力的證據來證明錢財來源，否則被充公的財產不能被索回。”

有利執法工作

李瑞銘指出，這項法令的修改，相信會讓不少不法分子感到頭痛，要證明財產是清白的並非易事，要將不義之財洗白也不易，對執法工作有利。

不過有的時候，法令的修訂也會讓警方打擊不法集團面對挑戰，譬如過去對付一些難以取證的嫌犯時，警方會援引1959年防範罪案法令扣押本地或外籍嫌犯，本地嫌犯最多可被限制拘留2年，外籍嫌犯最長可扣留6個月。

不過，去年4月聯邦法院宣判，1959年防範罪案法令（POCA）只能對付涉嫌暴力等行為的罪犯，從此警方再也不能使用防範性的法令來對付非暴力的案件。

“這是否無意中讓詐騙集團壯了膽，我無法置評，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這會讓警方在打擊線上詐騙集團時，少了一個可以使用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