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焕然教授.明朝与伊斯兰

明朝是伊斯兰中国化的关键时期，明末回民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其经堂教育，乃有“回儒”交流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其实他们很多是儒佛道伊“四教兼通“。这些伊斯兰学者在明代中国借由文明的对话，以宣传伊斯兰为己任。

9月16日，出席新纪元大学学院以马来文为媒介语的研讨会“伊斯兰、马来与中华文明在东南亚的交融”。主题演讲者奥斯曼教授（Prof. Datuk Dr. Osman Bin Bakar）在会上指说，通过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文化与科学和技术等各领域的研究，文明互动可促进对话与多元文化的和谐关系。另，这场主题演讲还有以下几个观察值得思索。其一，Tionghua（中华）和cina（支那）的用词或许是有不同含义的。而这一次研讨会名称用的是Tionghua。这一点，主题演讲的马来学者也有指出来。这词汇或许是需要对话的。

其二，奥斯曼教授在会上指出伊斯兰传入东南亚，过去一般认为是从阿拉伯或印度传入，但1990年代却另有新论，即指说伊斯兰是从中国传入东南亚。提说者Caesar Adib Majul，原来是一名菲律宾的马来学者。旁坐的同事后来帮我搜索，这名菲律宾学者的论文是在1999年发表的，网上有全文。

惟除此两点观察，我比较感兴趣的还在于马来学者在谈到马中关系和伊斯兰传播时，特别喜欢谈明朝与郑和。其原因或许还在于相较于清朝政府对回民的高压政策，明朝对伊斯兰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基本还是包容及尊重的。朱元璋建立明朝，虽然很强调其“中华性”，为稳固政权而施行对各民族控管的民族同化（汉化）政策为其立国的主干政策之一，禁胡服、禁胡语、禁胡姓，甚至禁本族内通婚。但后者的族内通婚之禁，反而吸纳了外族伴侣信奉伊斯兰。学界一般认为，明朝是伊斯兰中国化以及回回成为中国国内民族的关键时期。所谓“回回”，原是指从西域来中土的人士，即使是在大蒙古时代，回回除有伊斯兰信徒，也包括信奉摩尼教、犹太教、景教等来自中亚的不同信仰群体。但到了明清时期“回民”却大致用来表示穆斯林身份。

这涉及一个转化的过程，而明朝政府对伊斯兰政策是很关键的。著名学者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就曾指说：“明人对于回教，多致好评。政府亦从未有禁止回教之事，与佛教、摩尼教、耶稣教之屡受政府禁止者，其历史特异。”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亦指出，明朝政府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相当宽容优待，皇帝也屡对伊斯兰进行褒扬，对穆斯林信仰表示尊重，并颁有安抚回民和保护清真寺及其设施的敕谕，以示对穆斯林的关照。陈达生《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也指说明朝政府对伊斯兰采取安抚、包容及不干预的态度，伊斯兰对中国朝廷不构成威胁，他们享有宗教自由。而且明朝的汉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汉人与回回人之间的社会及文化隔膜。明朝是伊斯兰中国化的关键时期，明末回民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其经堂教育，乃有“回儒”交流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其实他们很多是儒佛道伊“四教兼通“。这些伊斯兰学者在明代中国借由文明的对话，以宣传伊斯兰为己任。

至于郑和是不是一名穆斯林，由于其所涉及的政治任务和行事活动而变得复杂。他既有推崇伊斯兰的事迹，也有肯定佛教和道教的事录。其生平行事既对伊斯兰相当关心和照顾，却又有涉佛事，且文献记载有佛家法名福吉祥，也曾刻写佛经。惟姑不论其信仰为何，郑和下西洋之所以能宏伟顺畅，郑和的跨文化管理能力是必须正视的。况且郑和原姓马，这姓氏在中国很多是穆斯林家族，而其父亲是马哈只，显然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我们纵然难以断定郑和是否为穆斯林，但他尊重伊斯兰，崇敬伊斯兰，这是历史事实。

另，郑和下西洋的随从要员之中，例如副使太监洪保、通事马欢、郭崇礼、西安清真寺教长哈三、副千户沙班等，也都是信奉伊斯兰的穆斯林。事实证明，郑和是充分利用了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长期经济文化交通的基础而爽朗下西洋的。而其部下马欢的《瀛涯胜览》是当时郑和下西洋的实录，对其所触及的伊斯兰世界更是多有崇敬的叙述。这本书不知有马来文译版了没？如没有或已绝版，本地华社学术组织不妨可以主动和进行学术合作，翻译出版这本书。相信马来友族会喜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