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煥然教授.明朝與伊斯蘭

明朝是伊斯蘭中國化的關鍵時期，明末回民的宗教改革運動以及其經堂教育，乃有“回儒”交流的中國穆斯林學者，其實他們很多是儒佛道伊“四教兼通“。這些伊斯蘭學者在明代中國藉由文明的對話，以宣傳伊斯蘭為己任。

9月16日，出席新紀元大學學院以馬來文為媒介語的研討會“伊斯蘭、馬來與中華文明在東南亞的交融”。主題演講者奧斯曼教授（Prof. Datuk Dr. Osman Bin Bakar）在會上指說，通過歷史、宗教、政治、經濟、文化與科學和技術等各領域的研究，文明互動可促進對話與多元文化的和諧關係。另，這場主題演講還有以下幾個觀察值得思索。其一，Tionghua（中華）和cina（支那）的用詞或許是有不同含義的。而這一次研討會名稱用的是Tionghua。這一點，主題演講的馬來學者也有指出來。這詞彙或許是需要對話的。

其二，奧斯曼教授在會上指出伊斯蘭傳入東南亞，過去一般認為是從阿拉伯或印度傳入，但1990年代卻另有新論，即指說伊斯蘭是從中國傳入東南亞。提說者Caesar Adib Majul，原來是一名菲律賓的馬來學者。旁坐的同事後來幫我搜索，這名菲律賓學者的論文是在1999年發表的，網上有全文。

惟除此兩點觀察，我比較感興趣的還在於馬來學者在談到馬中關係和伊斯蘭傳播時，特別喜歡談明朝與鄭和。其原因或許還在於相較於清朝政府對回民的高壓政策，明朝對伊斯蘭在中國的發展和傳播基本還是包容及尊重的。朱元璋建立明朝，雖然很強調其“中華性”，為穩固政權而施行對各民族控管的民族同化（漢化）政策為其立國的主幹政策之一，禁胡服、禁胡語、禁胡姓，甚至禁本族內通婚。但後者的族內通婚之禁，反而吸納了外族伴侶信奉伊斯蘭。學界一般認為，明朝是伊斯蘭中國化以及回回成為中國國內民族的關鍵時期。所謂“回回”，原是指從西域來中土的人士，即使是在大蒙古時代，回回除有伊斯蘭信徒，也包括信奉摩尼教、猶太教、景教等來自中亞的不同信仰群體。但到了明清時期“回民”卻大致用來表示穆斯林身份。

這涉及一個轉化的過程，而明朝政府對伊斯蘭政策是很關鍵的。著名學者陳垣《回回教入中國史略》就曾指說：“明人對於回教，多致好評。政府亦從未有禁止回教之事，與佛教、摩尼教、耶穌教之屢受政府禁止者，其歷史特異。”餘振貴《中國曆代政權與伊斯蘭教》亦指出，明朝政府對伊斯蘭和穆斯林相當寬容優待，皇帝也屢對伊斯蘭進行褒揚，對穆斯林信仰表示尊重，並頒有安撫回民和保護清真寺及其設施的敕諭，以示對穆斯林的關照。陳達生《鄭和與東南亞伊斯蘭》也指說明朝政府對伊斯蘭採取安撫、包容及不干預的態度，伊斯蘭對中國朝廷不構成威脅，他們享有宗教自由。而且明朝的漢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漢人與回回人之間的社會及文化隔膜。明朝是伊斯蘭中國化的關鍵時期，明末回民的宗教改革運動以及其經堂教育，乃有“回儒”交流的中國穆斯林學者，其實他們很多是儒佛道伊“四教兼通“。這些伊斯蘭學者在明代中國藉由文明的對話，以宣傳伊斯蘭為己任。

至於鄭和是不是一名穆斯林，由於其所涉及的政治任務和行事活動而變得複雜。他既有推崇伊斯蘭的事蹟，也有肯定佛教和道教的事錄。其生平行事既對伊斯蘭相當關心和照顧，卻又有涉佛事，且文獻記載有佛家法名福吉祥，也曾刻寫佛經。惟姑不論其信仰為何，鄭和下西洋之所以能宏偉順暢，鄭和的跨文化管理能力是必須正視的。況且鄭和原姓馬，這姓氏在中國很多是穆斯林家族，而其父親是馬哈只，顯然是一名虔誠的穆斯林。我們縱然難以斷定鄭和是否為穆斯林，但他尊重伊斯蘭，崇敬伊斯蘭，這是歷史事實。

另，鄭和下西洋的隨從要員之中，例如副使太監洪保、通事馬歡、郭崇禮、西安清真寺教長哈三、副千戶沙班等，也都是信奉伊斯蘭的穆斯林。事實證明，鄭和是充分利用了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長期經濟文化交通的基礎而爽朗下西洋的。而其部下馬歡的《瀛涯勝覽》是當時鄭和下西洋的實錄，對其所觸及的伊斯蘭世界更是多有崇敬的敘述。這本書不知有馬來文譯版了沒？如沒有或已絕版，本地華社學術組織不妨可以主動和進行學術合作，翻譯出版這本書。相信馬來友族會喜歡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