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什麼樣的“範式轉移”進程,我希望大家能用理性的科學思維,去質問、探討、論述箇中利弊,而不是以訛傳訛的人云亦云,或用粗鄙謾罵和惡意中傷,來宣洩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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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其餘胥”,據說出自西漢史學家劉向的散文《說苑·貴德》:“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意思和“愛屋及烏”剛好相反:討厭一個人,連帶與他相關的事物都排斥厭惡,包括他住所的“餘胥”(牆壁)。
10月2日,諾貝爾委員會把202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生物化學家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和魏斯曼(Drew Weissman),以表彰他們在改良mRNA疫苗技術發展上,開發了用於預防新冠病毒感染的輝瑞(Pfizer)和莫德納(Moderna)疫苗,併成功拯救千百萬人的性命。
老劉傳來這則諾貝爾喜訊,附帶一哏:“過去把輝瑞疫苗罵到狗頭淋血的人,這次會不會連諾貝爾獎也一併罵上了?”
是的,諾貝爾那些人是不是瘋了?這種害人的東西,怎麼可以得獎?
和過去種種“科學信仰”被顛覆的例子一樣,反對mRNA疫苗的人們,也包括了部分科學家。我們可用美國科學家庫恩(Thomas Kuhn)提出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或稱思角轉向、典範轉變),來解釋此科學觀念進展和變化。
一個大家都知道的“範式轉移”,當屬“地心說”(geocentrism;地球位於宇宙中心)到“日心說”(heliocentrism;太陽位於宇宙中心)的信仰轉變。另,過去有科學家提出細菌導致某些流行病的觀點,也同樣遭到當時學界的抵抗;直到19世紀,這看法才被採納、“範式轉移”才發生,也從此讓流行病的控制和治療效能大大提升。
這種範式轉移,由各種針對當代主流觀念的質疑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科學家偶爾發現與主流觀念相矛盾的證據,當矛盾涓涓細流的不斷積累、不斷挑戰固有觀念,全新假設就會被提出來解釋所觀察現象,改以新的範式取而代之,然後發展成一場革命性的創新,顛覆人們的想法和觀念。
一般範式轉移形成過程中,學界既有體制會對新範式產生抵抗。
mRNA技術,其實已經存在了數十年;冠病疫情的迅速傳播,帶來了輝瑞等mRNA疫苗對此技術的全新驗證,以及新的預防或治療疾病的範式轉移。除了用作預防病毒感染的疫苗,RNA療法的潛在應用,也包括治療諸如糖尿病、阿爾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疾病。
mRNA,簡單來說,就是遺傳基因(DNA)製造蛋白質的指令。過去幾十年來,世界各國科學家一直在研究將mRNA用作藥物的技術。無奈人體免疫系統將這些外來的mRNA分子,視為入侵的敵人,並摧毀它們,導致mRNA功未成而先枯萬骨。
卡里科和魏斯曼的了不起,在於他們的團隊發展出一種修飾mRNA的方法,繞過細胞免疫監視,並開發出將mRNA封裝在脂質納米粒子的傳遞技術,使mRNA能安全到達身體部位,讓細胞製造病毒蛋白質,觸發免疫反應來對抗病毒。
這就是mRNA疫苗“以毒(病毒蛋白質)攻毒(病毒)”的戰略基礎。
2021年8月,輝瑞mRNA疫苗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批准緊急使用授權,用以對抗2019冠病病毒。
無奈的是,這史無前例的技術應用,引來人們的質疑眼光;社交媒體鋪天蓋地的偽科學訊息、假消息,都讓人心生恐慌。有心人更創造各種“大量接種者死亡”的各種假訊息,宣稱mRNA疫苗技術已全面失敗,把輝瑞疫苗的心臟炎罕見副作用,誇大為疫苗毀滅全人類的陰謀,也連帶的把其他毫無關聯、或各種長新冠(Long COVID)後遺症的賬,一併算在mRNA疫苗頭上。
生活在後網絡世代,我們每天都接收各種社媒訊息,同時也因為訊息傳播者和接收者的科學條件的能力侷限,暈染成民眾各種扭曲思維。
mRNA技術的崛起,挑戰了醫療法的固有範式,也無可避免招招惹各種質疑和刁難,這是“範式轉移”的正常進程。
但無論什麼樣的“範式轉移”進程,我希望大家能用理性的科學思維,去質問、探討、論述箇中利弊,而不是以訛傳訛的人云亦云,或用粗鄙謾罵和惡意中傷,來宣洩情緒。
同理,這一次諾貝爾獎醫學獎頒給了開發mRNA疫苗技術的學者,我希望“憎”mRNA疫苗者,不會因負面情緒而“惡”諾貝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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