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样的“范式转移”进程，我希望大家能用理性的科学思维，去质问、探讨、论述个中利弊，而不是以讹传讹的人云亦云，或用粗鄙谩骂和恶意中伤，来宣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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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其余胥”，据说出自西汉史学家刘向的散文《说苑·贵德》：“爱其人者，兼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意思和“爱屋及乌”刚好相反：讨厌一个人，连带与他相关的事物都排斥厌恶，包括他住所的“余胥”（墙壁）。
10月2日，诺贝尔委员会把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物化学家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和魏斯曼（Drew Weissman），以表彰他们在改良mRNA疫苗技术发展上，开发了用于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辉瑞（Pfizer）和莫德纳（Moderna）疫苗，并成功拯救千百万人的性命。
老刘传来这则诺贝尔喜讯，附带一哏：“过去把辉瑞疫苗骂到狗头淋血的人，这次会不会连诺贝尔奖也一并骂上了？”
是的，诺贝尔那些人是不是疯了？这种害人的东西，怎么可以得奖？
和过去种种“科学信仰”被颠覆的例子一样，反对mRNA疫苗的人们，也包括了部分科学家。我们可用美国科学家库恩（Thomas Kuhn）提出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或称思角转向、典范转变），来解释此科学观念进展和变化。
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范式转移”，当属“地心说”（geocentrism；地球位于宇宙中心）到“日心说”（heliocentrism；太阳位于宇宙中心）的信仰转变。另，过去有科学家提出细菌导致某些流行病的观点，也同样遭到当时学界的抵抗；直到19世纪，这看法才被采纳、“范式转移”才发生，也从此让流行病的控制和治疗效能大大提升。
这种范式转移，由各种针对当代主流观念的质疑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家偶尔发现与主流观念相矛盾的证据，当矛盾涓涓细流的不断积累、不断挑战固有观念，全新假设就会被提出来解释所观察现象，改以新的范式取而代之，然后发展成一场革命性的创新，颠覆人们的想法和观念。
一般范式转移形成过程中，学界既有体制会对新范式产生抵抗。
mRNA技术，其实已经存在了数十年；冠病疫情的迅速传播，带来了辉瑞等mRNA疫苗对此技术的全新验证，以及新的预防或治疗疾病的范式转移。除了用作预防病毒感染的疫苗，RNA疗法的潜在应用，也包括治疗诸如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疾病。
mRNA，简单来说，就是遗传基因（DNA）制造蛋白质的指令。过去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将mRNA用作药物的技术。无奈人体免疫系统将这些外来的mRNA分子，视为入侵的敌人，并摧毁它们，导致mRNA功未成而先枯万骨。
卡里科和魏斯曼的了不起，在于他们的团队发展出一种修饰mRNA的方法，绕过细胞免疫监视，并开发出将mRNA封装在脂质纳米粒子的传递技术，使mRNA能安全到达身体部位，让细胞制造病毒蛋白质，触发免疫反应来对抗病毒。
这就是mRNA疫苗“以毒（病毒蛋白质）攻毒（病毒）”的战略基础。
2021年8月，辉瑞mRNA疫苗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紧急使用授权，用以对抗2019冠病病毒。
无奈的是，这史无前例的技术应用，引来人们的质疑眼光；社交媒体铺天盖地的伪科学讯息、假消息，都让人心生恐慌。有心人更创造各种“大量接种者死亡”的各种假讯息，宣称mRNA疫苗技术已全面失败，把辉瑞疫苗的心脏炎罕见副作用，夸大为疫苗毁灭全人类的阴谋，也连带的把其他毫无关联、或各种长新冠（Long COVID）后遗症的账，一并算在mRNA疫苗头上。
生活在后网络世代，我们每天都接收各种社媒讯息，同时也因为讯息传播者和接收者的科学条件的能力局限，晕染成民众各种扭曲思维。
mRNA技术的崛起，挑战了医疗法的固有范式，也无可避免招招惹各种质疑和刁难，这是“范式转移”的正常进程。
但无论什么样的“范式转移”进程，我希望大家能用理性的科学思维，去质问、探讨、论述个中利弊，而不是以讹传讹的人云亦云，或用粗鄙谩骂和恶意中伤，来宣泄情绪。
同理，这一次诺贝尔奖医学奖颁给了开发mRNA疫苗技术的学者，我希望“憎”mRNA疫苗者，不会因负面情绪而“恶”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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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成熟的公民社会成员，我们都必需学习区分“恶意篡改”和“无心之过”的本质差异，以一种谦卑和惭愧的心，去理解、面对和接受人类心理及五官认知的局限性，从而具备分辨善恶的能力。
“辉煌条纹”今年或许是犯太岁，接二连三的被画错。
随着媒体报馆的出错，教育部也跟着加入“AI国旗制图错误”团队。
当《星洲日报》于4月15日在封面国旗插图出现错误后，一些人情绪激动、到报馆抗议，我们随即在4月23日的马来报章《Sinar Harian》发表了《心理学视角下的国旗时间解析》（Pandangan psikologi di sebalik insiden Jalur Gemilang），希望国人能多了解这是任何人都可能犯的错误，也必需从心理学角度予以理解与包容。
我们知道当前各类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模型都面对许多局限，尤其是训练数据的不足，亦即AI训练模型缺乏海量、多样性、准确的数据，从而无法充分理解某些内容或图像的细微差别，或其多元文化意义，导致不准确的“仙家”内容和制图。在AI时代的媒体出版界，媒体和所有牵涉文字及视频制作的公司，都应该开始制定更谨慎的应对机制。
其中一个方法是效仿飞机师的“飞行前检查清单”（preflight checklist），确保在飞机起飞前所有机师和机组人员完成一系列的任务；在出版业，这可以协助公司建立更健全、更具文化敏感性、更专业的生产流程，确保每一细节都被确认注意后，才拍板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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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共同体，我们想强调理解“大脑认知和心理局限”在这些国旗事件里，扮演非常重要角色，而不只是一味要求“高度精确性”。基于这些认知科学原理，大众必需明白在特定心理机制作用下，尤其是认知超负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有可能犯下类似错误。
其中最为明显的心理机制，当属“注意盲视”现象（inattentional blindness）。（详见哈佛大学心理学Simons与Chabris教授1999年9月发布有关“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的《Perception》期刊论文 ）。比如当工作人员同时处理文字、制图、排版、色彩、标题等多重元素时，某些国旗的内容可能反而失却焦点没被注意到。至于人类视觉会对国旗的注意力变得迟钝，很有可能是心理“习惯化”（habituation）作用。根据美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词典，“习惯化”是指大脑会对持续不断接触的事物，转为自动化认知，使五官认知反应减弱的现象。
举例而言，14年前第一作者刚到美国密苏里州（Missouri）工作，对该州州旗充满好奇而多看几眼，但一年、两年过去了，这些随处可见的州旗反而成了习惯化视觉的一部分，也不再注意它的细节部分。
换言之，当马来西亚民众对日常随处可见的辉煌条纹形成视觉习惯后，大脑自动化处理机制会导致其对某些诸如条纹、新月、色彩的细节模糊化，除非人们被提醒注意，或自主施加注意这些细节。
另，我们平日里真实看到的“辉煌条纹”，一般都是处在随风飘扬的状态，其部分图案因布料折叠而被遮蔽。当我们看到AI制图某些部分缺失，大脑可能会下意识认定这只是被遮盖的部分。这现象在心理学被称为“知觉补全”（perceptual completion）：大脑基于假设而自动填补缺失信息。经典例证如Kanizsa triangle ：尽管实际不存在三角边线，人脑仍能构建出完整三角形轮廓；这解释了人脑如何根据预期，自动填补缺失的视觉信息（引1995年7月《Perception》期刊论文）。
作为学术人员，我们从事学术书写、审核和出版至少有二十多年经验，也曾经犯上种种“忽略细节”的错误，尤其是在截稿期限、工作量增加的时候，因此非常能够同理任何人犯的这种错误，不管他是报馆工作人员，或是教育部官员。
作为成熟的公民社会成员，我们都必需学习区分“恶意篡改”和“无心之过”的本质差异，以一种谦卑和惭愧的心，去理解、面对和接受人类心理及五官认知的局限性，从而具备分辨善恶的能力。
（本文是由宋明家与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谢富年医药和保健科学院心理咨询学博士谭彩莲副教授共同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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