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里汉特.粮食政策的结构性因素

稻米产量逐年下降。两季收成的稻田每年可以获得10至12吨的产量。如今已经降到了4至6吨，因为承包商根本不具备当农民所需的耐心和细心。农民对自己的小土地没有太多选择，对于承包商来说，要把收割机卸载和装载到仅有1或2英亩的田地里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

通过成立合作社可以进行一些改革，有效地将土地变成更大的可耕地，其中一些机械化和碾磨工作可以由合作社自行承担。此外，农民还可以种植其他在市场上价值更高的稻米品种。然而，现行法规禁止他们这样做。

需要对稻米种植、加工和分销的整个过程进行彻底检讨。应允许农民或至少是农民合作社从事专业稻米品种的增值生产。这将使农民获得远高于每吨1825令吉的标准收入。

价格管制体系对市场造成了严重破坏。每公斤2令吉80仙的价格管制挤压了分销链的利润。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本地生产的白米被重新贴上进口米的标签，以每公斤3令吉80仙的溢价出售，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这就造成了本地白米的短缺，由于利润低，这不会向农民发出增加生产的信号。由于针对包装的执法不力，加工商和批发商可能会给白米贴上假标签。

白米业内的企业想方设法绕过价格管制，这导致了白米短缺。这与过去几年家禽和鸡蛋市场的情况如出一辙。企业希望最大限度地提高价格，以增加利润。

在条件不稳定的情况下，价格管制是行不通的。价格管制只会带来短缺和囤积。人们最终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购买“进口米”。

此外，还有国家稻米公司垄断白米进口的问题。开放的市场将带来更有竞争力的定价，价格往往会下降到本地白米的价格水平。消费者将获利，小企业也将在进口白米市场的竞争中受益。没有任何市场原因表明白米不应该成为自由交易的商品。

最大的问题是官员的无能。自2007年至2008年出现粮食问题以来，农业部、第10、11和12大马计划都没有提供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说了很多，测试大规模智能稻田计划（SBB Smart），但没有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政府只是找出问题并继续采用现有的政策框架和法规。

这才是真正需要创新的地方。新思路。然而，现有的政策框架、智囊团和农业研究机构并没有通过新的想法，让官僚机构中的某个人抓住这些想法，并将其转化为大马白米产业的改革模式。

那些婴儿潮时期的公务员和研究人员现已退休，留给下一代的是没有正确的方向。现在是时候检视东盟其他国家的稻米种植，并将最好的想法带回国内。

Murray Hunter: Government policies partly to blame for Malaysia’s looming rice 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