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白偉權提供做田野的照片,背景不是廟宇就是義山。幾張搭肩自拍合照,對象是廟門口的石獅子、義山錫克兵石像。他是本地青年文史地理學者,“出道”代表作是2013年的〈綿裕亭義山的㳉墓〉,研究過程抄錄了新山綿裕亭義山兩千多座戰前墓碑。回想,他也認為是那份研究讓他在本地學界踏出第一步。
白偉權現是新紀元大學學院的助理教授,擔任東南亞學系主任。說起那次抄錄墓碑,他清楚記得,地理啟蒙老師陳鴻珠在綿裕亭治喪期間,他就近走到後方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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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本刊 白慧琪
攝影:本報 陳世偉、受訪者提供
地理是什麼?是山川河流?是國土接壤?地理學系博士白偉權說,地理學的概念是做什麼事一定要從自己最熟悉的地方開始,瞭解後才能慢慢推展去其他的地方。“地理學特別強調鄉土,或者地方認同。你對這個地方認同才能產生愛。你愛這片土地,那以後這個社會很多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他是這樣瞭解自己的“地方”的。中學時,地理老師陳鴻珠鼓勵學生在筆記後頁書寫下對各種事物的看法,他寫學校“邊疆”的廁所老舊,核心區就比較美。老師給予那些年不科學的環境觀察很多回饋,讓他立志要念地理系。後來,他負笈臺灣師範大學,師承啟蒙老師的恩師陳國川。
“我們學地理不外乎研究這個聚落有多少人,從幾時來。”家鄉新山想當然耳是白偉權心中的研究起點。大學期間,他做自己所處的住宅區戶口調查,“每個人不是研究新村就是傳統老街,
taman沒有人研究,因為覺得理所當然,那時我就去研taman。”
碩士時,他還是想做新山,可新山有個安煥然(當時在南方學院執教,現為白偉權在新紀元的同事),最熱門的柔佛古廟又有一大堆人寫了。“我心裡想,研究新山還可以做什麼,從哪裡入手?後來就去了義山。”
2010年1月24日,陳鴻珠老師病逝,停柩新山綿裕亭治喪。那幾天,白偉權拜祭後就走到後方中華義山抄墓碑,籍貫、生卒年、名字。“我覺得跟我們的IC(身分證)上的沒有兩樣,你是男女、住哪裡、生日、死的日期……”他心想如果義山全部墳墓都抄下來,或許會有新發現。
幾個寒暑假,他都從臺灣飛回國繼續研究。在那個智能手機還不發達的年代,他帶了一臺相機、一本活頁簿進入義山。天氣太熱陽光太猛,相機熒幕反光,難能反覆檢查每個墓碑是否拍攝清楚,所以還是用活頁簿蹲在墓旁抄錄更好。 每抄一座墓碑,他同時記下GPS衛星定位,與年代、籍貫等資料一起整理進電腦系統, 可以很快透過墓碑群的年代變化看出華人社會的結構演變。
一開始看不清楚字樣的墓碑,白偉權只知淋水擦拭,後來學會劃上粉筆拓出字跡。有些老墓碑半截埋在泥土裡,得搖動墓碑弄鬆,聽來也太不敬了吧?
“其實對年輕人來講不會pantang,反而覺得這樣很威風。”當時他對每一座墓碑都合掌拜一拜,說明來意,二十幾座後,索性對整片墓碑群“報告”,“小弟要來抄你們的墓碑,沒有冒犯啊……”那個二十幾歲的白偉權沉浸在“發現”的喜悅,這頭墓碑是民國20年,轉個身另一座是光緒年間,那個人是清朝買官的。
墓碑看似禁忌,他卻反而覺得好運連連。他的研究受到安煥然的肯定,對年輕的他是莫大鼓舞。他也開始受邀到大學演講,發表研究論文,在學界展露頭角。
用地理概念研究過去社會
“我的研究方向是本土,而且是跨域的本土。”白偉權說,大學時跟隨陳國川老師做了很多臺灣鄉鎮研究。老師覺得馬來西亞人就得做自己國家的研究,暑假反而跟著他回馬一起到笨珍考察。陳鴻珠老師在世時還參與了一次師徒孫三人考察之旅。
碩士時期,剛好是檳城第一次變天由反對黨奪得政權,又聯合馬六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在那個時代背景叫‘檳城熱’,每個人寫很多檳城,什麼義興、海山。”白偉權說,“研究新山很‘顯’(鬱悶)的,五幫共和很團結,人家海山、義興械鬥,英殖民政府又怎樣,覺得人家很精彩。”於是他決定博士論文一定要研究曾經發生拉律戰爭的太平,而南馬種植,北馬採礦,拼湊好整塊馬來半島。
白偉權研究馬來西亞,大學期間又幫老師研究臺灣,對兩邊的地理都相熟,近年獲得旅臺馬華學者高嘉謙邀稿編書。他原以為是兩三篇,等到高嘉謙來催時,才發現自己搞錯了,是要寫二三十篇,自成一本書。
不小心錯過太多時間,但他不想放棄機會。“人在緊張的時候真的會腎上腺素飆升,我記得那時候一個禮拜寫一個chapter(章節),有時是三四天寫一個chapter。”就連坐在馬桶上、睡覺前或一睜開眼,只要有機會打字,他都在寫書,後來真的在一年內寫出了《赤道線的南洋密碼》(2022年出版)。閱讀白偉權的文章會有種歷史研究的感覺,“我們是研究過去的社會,但是以地理的概念研究過去。”他強調地方與地方之間的關係,例如中國的康有為是如何與馬來半島產生連結,臺灣的邱家和馬來西亞的邱家又有什麼關係?“不外乎,他們的連結和產業、經濟有關,這個就是地理。”
他解釋,地理研究較不強調個人扮演的角色,又如南馬種植經濟的地方為什麼沒有械鬥?用地理概念,北馬礦業是靠不可更新資源謀生,自然比較緊張;靠可更新資源謀生,社會就比較和諧了。
不怕累不怕不富裕,只怕自己被淘汰
一年寫一本書,聽來非常誇張。“因為這個學科我喜歡,所以不會覺得累,你會覺得有發現。”白偉權說,很多人怕的是努力沒有成果,他認為研究地理、歷史很容易看到成果。例如當年抄錄墓碑,他很清楚明白要在學界“混”就一定要端出不一樣的東西,那抄錄墓碑肯定會有成果,那就不累了。
成果是什麼?是新書大賣?是很多人認識這些小眾研究?“我們這種人很宅的,所以我們也承認這是很小眾的東西,但因為喜歡,這個東西在心裡是有一個世界的。”白偉權說。“它不會小眾,我們這種宅男可能還會問回你,‘不是每個人都應該要喜歡歷史的嗎?’”
白偉權也明白這些研究不會換成金錢,不會因此富裕,但至少得到認可。就像小學生考到100分,或者作業貼堂,得到認可就會很開心。他只怕自己懶惰,趕著寫《赤道線的南洋密碼》時寫到怕了,2022年他沒有什麼作品,直到最近開始有危機感,擔心自己被淘汰。
白偉權除了教課,也兼一些行政工作,書寫的時間少了。同是文史研究者的好友莫家浩提醒,“你現在忙,少寫,等你不忙的時候再寫,還有人看嗎?”還真的鉚起來每隔三四個月至少寫出一篇認真考證的專欄文章或期刊論文啊!
推廣史地,望能讓各族群相互瞭解
做學術研究,書寫量那麼多,難道沒有瓶頸嗎?“沒有瓶頸,不會有瓶頸。”白偉權說得肯定,因為馬來西亞的史地研究還有很多空白處等待填補,不像臺灣,每家大學幾乎都有臺史所,每個鄉鎮都有人研究。
“真的叫‘大到爆’,馬來西亞華人都研究不完了,可是我們有沒有想過這其實很狹隘,為什麼不去研究一些以前殖民政府,政治的、政策的影響?”白偉權認為,跳出華裔族群框架,還有好多可以研究的事物,例如英殖民政府、馬來人、印度人。他形容研究題材是“隨便走都不會撞牆的”。
而放眼現在國家局勢,白偉權也認為文史研究非常重要。族群之間存有刻板印象往往是因為沒有好好了解彼此,“如果你沒有透過一些地方研究或歷史的關懷的話,你永遠都會停留在現在。”
他以生活經驗為例,華人常刻板認為公務員都是馬來人,進而把公家機關效率慢歸咎於族群問題,但其實在國外的公家機關辦事,也會遇到同樣問題,效率慢其實跟族群無關。
他認為,唯有互相瞭解,才能解決眼前時局問題,而社會科學會是很好的推廣方式。他自認,研究史地,做社會科學的人不會那麼偏激,因為他們知道這個社會是怎麼運作。而作為文史工作者,他要做的是不要把這些知識變成艱深的學問。“像我演講也是儘量搞笑,儘量讓大家聽得懂。”
他和好友莫家浩在YouTube開設了【馬蟻學人】頻道,定義成文史綜藝臺,期許提起年輕人對文史的興趣。雖然好像有點譁眾取寵,但白偉權認為吸引年輕人更重要。“當年輕人對這個東西沒興趣,這個學科就死了。他有興趣的時候,先進入,慢慢他會正經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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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本期说书人孔德维是香港90后宗教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研究学士及哲学硕士,香港大学中国研究博士),如今长居日本。经本地学者白伟权推荐,编辑即向他邀稿一写《瑰丽的万神庙》。不知道在外国人眼中,这本书的出版意味着什么?他又是如何看待马来西亚的“文化共融”呢?
南洋书写与多样共融
《瑰丽的万神庙:马来西亚印度教与印度庙文集》作为陈亚才10年心血的结晶,已然超越了一本宗教与地域研究书籍的范畴。它不仅揭示了印度教的宗教深度与文化宽度,更为马来西亚这片多元文化的土地注入了一股关于包容、理解与认同的强劲思潮,不仅仅在学术上有重要贡献,亦对东南亚历史叙事中文化交融与认同动态的具体展现。
如果说本书尝试担当一座文化之桥的角色,将马来西亚多元族群中华人与印度社群的理解拉得更近,我们首先要理解文化差异常常成为分歧的温床,多样性虽然是事实,但共融却不是“预设”(default)的状态。陈亚才细腻的笔触,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印度教的瑰丽画卷,呼唤着华语读者己身宗教的传统,让人看见华人与印度人宗教的深邃内涵何以分别在马来西亚可以呈现独特风貌。本书从多个角度切入,涵盖了印度教的起源、经典与哲学思想、神祇与节庆、庙宇建筑与象征,以及特定社群如泰卢固人与遮迪亚社群的历史发展。每篇文章如一块精雕细琢的拼图,组成一幅完整且充满生命力的印度教文化画像。特别是,书中对马来西亚各地著名印度庙的介绍,不仅生动描绘了庙宇的建筑风格与宗教仪式,还融入了作者对这些场所的亲身经历与情感联系。无论是吉隆坡黑风洞庙的壮丽景象,还是彭亨州小村庄里的宁静庙宇,这些描写都让读者如临其境,感受到印度教在马来西亚如何融入土地与人群的生活脉动。
种族共融,非得对他者全然知性了解?
陈亚才从小生活在马来西亚种植园长大,身处多元种族环境,与马来、印度朋友一同成长,并学习了淡米尔语,这段经历为他日后深入印度文化埋下了种子。成年后,他发现周围的华人对印度教充满好奇,却因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无法深入了解。这促使他开始以中文撰写文章、组织庙宇参访活动,向华人群体介绍印度教的内涵与美学。《瑰丽的万神庙》成书与作者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是马来西亚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呈现。真实的共融不一定需要种族间对他者的全然知性了解,但需要在参与/互动(engage)的过程构筑相互的情感,而书写、译介、普及,正是参与/互动的重要环节。因此,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宗教与文化的百科全书,更是一种文化包容的实践。
《瑰丽的万神庙》的出版,为马来西亚的华文出版界带来了新的视野。傅承得在序言中提到,这本书不仅丰富了马来西亚华人对其他族群的认识,还为多元文化的大熔炉提供了重要的桥梁。从内容到形式,这本书都展现了文化交流的力量。透过详实的田野调查与生动的笔触,陈亚才让印度教的博大精深走出庙堂,走进读者的日常生活。
此外,这本书也提醒我们,宗教不仅是信仰体系,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实践。何建兴在导读中指出,印度教的魅力在于它超越教条的包容性,任何人皆能从中汲取智慧,而不必拘泥于特定的宗教身分。这种超越宗教边界的思想,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尤为重要。
南洋文化多样性的象征与新南洋的想像
《瑰丽的万神庙》书写的印度教故事,在近年可说是华语出版业界鲜有的作品,却与20世纪前南洋书写的精神相互呼应。许云樵在《南洋史》(1961)中早就明白“南洋”是一种具有特殊视野的“东南亚”(当时亦为冷战时期的新地理概念),而“南洋书写”或“南洋史”也不单单是华人所到处的“东南亚”,而是“东南亚”各族群的历史,需要在上古史考古发明、在中古史补充考证,在近现代整理综合,陈亚才的新著正是整理今天马来西亚印度宗教的重要工作。事实上,近年马来西亚文化界正致力于抽离种族印象的籓篱,致力立足本土叙事,以臻多样共融的愿景。例如,白伟权与莫家浩本年出版“新南洋史”,就强调了脱离“中国”中心与汉族中心的论述,以东南亚的本地经验为核心,重新审视华人社会与当地其他族群的互动。陈亚才的著作则从印度教的角度切入,展示了一个不以华人为主体的南洋文化叙事。
若以《拜别唐山:在马来半岛异域重生》(2024)中的思路比较,印度庙在南洋文化中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南洋华人庙宇──它们都是某种“根”的象征,也是南洋文化独特性的具体体现。不同的是,《瑰丽的万神庙》并不仅仅聚焦于某个族群的历史,而是试图从印度教的视角出发,理解一个异于“华人经验”的族群如何在马来西亚的社会土壤中生根、成长并与其他文化相互塑造。马来西亚向来以多元文化著称,然而这种多元性常常仅停留在表面的和谐共处。《瑰丽的万神庙》却深入挖掘了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书中提到的黑风洞庙以及其他印度庙的文化活动,不仅是印度社群的宗教仪式,也是其他族群接触印度文化的机会。例如,许多华人对印度教的节日与神祇感到好奇,甚至参与其盛大的节庆活动,这正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这一点与《臆造南洋:马来半岛的神鬼人兽》(2024)中的论述不谋而合。莫家浩在该书中探讨了华人如何在马来半岛的信仰空间中融入当地文化,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仪式与传说。陈亚才的研究表明,类似的文化交融也存在于印度教的空间里,无论是节庆还是庙宇建筑,它们都成为促进文化理解与共鸣的重要载体。在《拜别唐山》中,白伟权强调华人在南洋如何从单一的“华人”身分,过渡到适应当地社会与文化的新身分。类似地,《瑰丽的万神庙》揭示了印度教徒如何在南洋的历史背景下,形塑自己的文化空间,并与其他族群建立互惠的文化关系。这些故事都展现了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如何通过理解与包容,实现文化的共生与再创造;而《臆造南洋》的讨论,莫家浩提到南洋的多元文化往往被殖民与后殖民的框架所割裂,而陈亚才的著作,正是试图打破这种割裂,让不同族群的文化可以在同一个舞台上被欣赏与尊重。他以印度教为起点,拓展出一个关于多元文化共存的想像空间,这正是新南洋史所追求的精神。
《瑰丽的万神庙》是一部值得珍藏的著作,它以印度教文化为切入点,重新审视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实验。它不仅与南洋书写的精神相呼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文化交融的全新视角。在“南洋”这片土地上,不同族群的故事并非平行线,而是交织成一幅丰富的文化拼图。陈亚才的著作,无疑是这幅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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