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家说书】黄美锦 / 居者无其屋，怪谁？

这时期的台湾，尚未兴起房屋商品化的概念，也没有专门建造兜售房屋的建筑商。台湾政府放任民众违建非正式住居（informal settlement）来解决住宅需求，也因而让60年代的台湾都市，充斥了许多违章建筑。

当时的台湾正好进入经济增长和都市化加速阶段，政府大部分预算往出口导向的加工贸易倾注，间接也让台政府忽略当地住宅建设，没提供民间建设产业任何融资优惠与补贴。单纯觉得透过拼经济，提升全体国民所得后，大家就有钱买房子，住宅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读到这里，是不是感觉这个“拼经济政策可以解决国家问题”口号耳熟能详，而且你还深信不疑呢？

◢“拼经济”真的是万灵药吗？

由张集强所撰写的《消失中的吉隆坡》一书里提及的苏丹街土地征收事件，国家基建公司负责人在与反对人士的会面中，抛出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万灵药背后会带来的副作用：

“发展必须有牺牲。”

苏丹街是吉隆坡年龄最老的其中一条街道，融合了当地远久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当初反对MRT捷运公司取道苏丹街的抗议者，不等于完全反对城市发展与捷运计划，就只是希望政府能够基于苏丹街的历史文化价值，采取更为妥善的路线（即以郭陈祯禄路为捷运路线）。耗费500亿令吉的捷运工程，如此庞大的单向发展计划，因为强力政治意愿驱动下，只用了短短一两年去规划和评估，也因此忽略了许多被资本思维认为没有经济效益的存在。

以发展为名，让承载历史文化与众人记忆的建筑一栋又一栋倒下，重新竖立起的捷运站与高楼，实际功能是为了让庞大的经济体系更快捷运转。当政府将承载人们记忆的土地，换算成冷冰冰的数字价码后，我们每个人理应享有的住房权保障，也在悄无声息地变质。

继续回到《无住之岛》书里描绘的60年代台湾，因为人口高度集中在都市区，虽然有刚兴起的民间建筑商，透过预售集资的房屋销售模式为市场提供住宅，但因为都市人口增长太迅速，房屋供给的数量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需求大于供给的导火线下，房价飙升成了无可避免的局面。

到了70年代初期，台政府才大力介入住宅问题。一方面压抑民间市场，另一方面兴建国民住宅。不过台政府的这些努力，收效甚微。

虽然政策压制了房价涨势，但都市人口与中产阶级的增长，使得需求大于供给的房屋价格并没下跌。同一时段兴建国宅计划的初期组织机构不健全，加上其他类似建筑人力与资金不足、土地拥有权等问题，国宅供应上处于“盖得少、盖得慢、盖得不够便宜”的状况。以致国宅出现滞销现象，连带成为了当时台政府的财政无底洞。

于是在1986年，台政府推动“建筑经理制度”，把原有想扮演的“住宅主要供给方”角色，转为“监管者”角色。其实这也代表台政府想要让房市供需平衡的目标宣告破灭。

◢无法负担房价，只是个人问题？

除了记录台湾政府对房市楼房政策的改动与数据外，《无住之岛》还整理出自1989年由民间组织统筹的住宅社会运动进程，解析这些社会运动如何影响台湾住宅政策的改革，以及对居住权益的争取如何进入更成熟的转型方向。

对于居住正义的概念，早期的社会运动参与者，仅仅只是为了争取“居者有其屋”的“房屋所有权”。而在社会运动者反复自省和不断修正下，后来进化成将重心放在“住者适其屋”的“房屋使用权”上，即把居住课题的本质，回归到“只作为居住，绝对不会变成财产（以避免被商业化炒作）的东西，让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者，也能获得居住保障。

原本需要搭配市场经济运作的“住者有其屋”，是台政府对于住宅课题的无力管控后，把居住权益偷换概念变成个人问题，刻意忽略了造成不能负担的房屋价格里，其实存在社会结构问题，需要政府更大幅度去干预导正。

《无住之岛》里整理出的三大住宅议题，简白来说就是：❶买不起、 ❷住不好、❸住不到。

要解决上述问题，作者提出需要深化“社会投资”的观念。

◢可惜住宅改革运动，注定失败……

若将台湾户数浓缩成100户人家，其中70户拥有住宅，而在这70户中，有60户持有一间房产，7户持有2间，3户持有3间以上。六成一宅的持有者立场最矛盾，虽然房价高涨让他们难以换更满意的屋子，子女也苦于买房不易。但若房价下跌，他们又会陷入“纸面资产”减少的焦虑中。

而台湾住宅运动的推进道路上迟迟无法走入深水区，除了来自既得利益者（建筑商 / 发展商 / 多宅房东）的阻碍，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风气普遍将房地产视为经济火车头，民众被经济至上思维给洗脑，而对住宅改革望而却步。如果直接以打击高房价作为目标，既得利益阶级会进一步透过舆论，强化六成一宅持有者的恐惧，这毫无疑问会让改革以失败告终。

作者强调需让一房拥有者了解房屋改革对他们并没影响。反而青年世代的居住困境，将衍生出种种社会问题。像是缺乏居住安稳而导致低生育率，将在未来反噬台湾社会与经济；青年没有房产或是租屋导致无投票权……等等。

除了透过市场去购买房屋和租屋，或是从政府获取居住资源，这些属于政策改革的途径需要时间去推行。于是作者提出了第三种可以立即解决居住困境的新住宅模式——“合作住宅”（Co-housing）。

这是1970年代在欧陆、北美、亚洲各国开始冒出的新居住形态，泛指人们基于共同理念组成“意向性社群”（Intentional Community），合作创建共居的房屋或社区。

◢大马年轻人，实践新模式居所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就有一群年轻人实践了这个模式，他们的社团名为Kongsi Co-op。

由本地中文建筑教育媒体——草稿（draf）所编辑的第四期杂志《大风吹》中，收录了对Kongsi Co-op成员的采访内容。该访谈篇章里架构出一个崭新的、有别于一般人所认知的“居所”。

Kongsi Co-op原本只是一群关注食品安全课题的志同道合者聚集的精神纽带，但在交流后谈及住宅议题，却意外诞生出Co-op Housing的想法。于是每个成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将Kongsi Co-op信托土地上的一栋木屋翻新，把四周空地改造成农地。除了拥有共享的工作空间、活动空间和图书馆外，成员们还计划改造出公用厨房和社群咖啡馆。合作社成员可以透过相对应的股份或类似租赁的方式来获得居住权力。

Kongsi Co-op成员在访谈结尾表示：重要的应当是优质的社区生活，而非孤独的豪房。

NUMBEO数据库所公布的2023年各国房价总排名榜显示，在不吃不喝且无任何开销情况下，马来西亚人需要8年才买得起屋子。而相同条件下，台湾人则需要20年才能买得到屋子。两地相比，台湾人民惨烈的买房困境，的确要比大马人更迫切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

但这样的对比，是否就能认定现阶段的本地房屋法令和人民的居住权益已无改善必要？

◢是谁先将房产商品化了呢？

马来西亚国库控股研究所（Khazanah Research  Institute）总监苏拉雅（Suraya Ismail）2023年语重心长指出：大马房价已超过人民可负担水平，尤其在首都吉隆坡，就有半数人口无能力买房，只能租房。

早前吉隆坡市议会（DBKL）发布严禁“劏房”的条例，即禁止吉隆坡的商业或私人房产，包括小型家庭办公楼（SOHO）与服务式公寓（service apartment）的屋主把屋内的公用领域（例如饭厅和客厅）改建为卧室出租。

当时的社交媒体上，不乏有人赞同市议会此举，除了在经历过疫情时代，人们更理解不通风的狭小空间会提高传播病毒的风险外，擅自把公共领域的客厅阳台整修成房，也可能导致火灾时的向外逃生路线受阻。

当然也有人反对这项条例，有些房东认为自身对花钱购买来的房产，理应有绝对主控权。将房产的利益最大化，应当是他们的权益。

这种把居住人权窄化为财产权的观念，你不能单纯指控房东的立场是错误的。而要去深思房产商品化这样的价值观，是如何植入大部分人的脑袋里？是亲人父母和朋友？拼经济的政府？卖房的发展商与中介？一度火热的GURU们？

抑或毫无思辨能力的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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