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教科書的任務是需要幫助學生建立積極的價值觀。那時,許地山的〈落花生〉為馬新許多華校生注入正能量。“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講體面,而對別人沒有好處的人。”短短一篇記敘文,從一個家庭聚會,父親巧妙地藉機教育:“所以你們要像花生一樣,它雖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以後的作文課,又總是以“長大以後,我要做個有用的人”收尾,很大可能源於許地山的教誨。
許地山比起許多中國現代作家,可以說更早到來東南亞。他於1894年出生在臺灣臺南,隨著父親許南英在甲午戰爭後顛沛流離至東南亞,最終返回福建漳州。年僅3歲的許地山曾隨著父親居住暹羅、新加坡,但不幸的是,父親客死南洋。許地山在漳州完成了小學和中學教育,之後前往緬甸仰光的華僑學校任教。1917年,也是父親因病在棉蘭離世的同一年,許地山進入燕京大學攻讀本科。1921年,五四運動過後兩年,27歲的的許地山與葉聖陶、鄭振鐸在北京發起文學研究會,創辦了《小說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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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徐志摩一樣,許地山的生命不算長,卻發光。1935年,他出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此後的時光一直留在香港,1941年心臟病發作,猝死家中,不及五十天命。
我和我上一代人對於許地山這位現代作家並不陌生。新紀元的方修文庫和李業霖書庫都分別找到前輩珍藏的《許地山選集》和《國粹與國學》。我想,方修和李業霖做學問,多少領悟了許地山這一代學人的治學之道。許地山出版了《中國道教史》、《中國服裝史》、《近三百年來的中國女裝》,還有一篇書寫貓經的〈貓乘〉讀來何等有趣,足以看出他對挖掘新事物的好奇與熱枕。
比許地山小六年的老舍是他的摯友。老舍的〈敬悼許地山先生〉讀起來也不沉重,反而重現了許地山生前的幽默和愉悅。許地山每遇到朋友,就忘了自己,朋友叫他去哪裡,他都應諾,“他似乎永遠沒有憂鬱,永遠不會說‘不’”。老舍說他在各領域、各話題都可閒扯一番,也並非賣弄學問,而是他讀的書實在多,實在透。“他獨自出去,不是到博物館,必是到圖書館,進去,他就忘了出來”,固然是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他和老舍於1924年前後飛抵英國,許地山到英國牛津大學讀碩士,研究宗教史學;老舍則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漢語。這時的老舍初嘗寫作小說,拿去給許地山指正,硬要朗誦幾段給他聽,他說“可以,往下寫吧”,老舍的第一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於是在1926年的《小說月報》上刊登出來了。
許地山對於老舍來說,既是朋友又是恩師。他以東南亞和印度為背景的小說,如〈命命鳥〉和〈綴網勞珠〉最早在《小說月報》上發表,老舍也早已拜讀過。也許是源自他飄蕩困頓的南洋經歷,還有他篤信基督的力量,他筆下幾位堅韌的女性角色特別突出,但似乎卻在中國現代小說中一再受到忽視。〈綴網勞珠〉的尚潔、〈商人婦〉的惜官、〈命命鳥〉的敏明等,可以說是最早一批流落到東南亞的華人婦女,她們憑藉著堅毅忍耐,散發出女性光輝,正是寬恕與善良讓她們能夠在南洋域外找到自己的棲身之地。
1929年夏季,老舍從英國返國途徑新加坡逗留了半年之久,很有可能一心想去一睹許地山筆下的南國風情,最後也創作出以新加坡為背景的小說《小坡的生日》。英國回來以後,二人各有際遇,已經不常聯繫。1935年,許地山經胡適推薦舉家搬遷至香港就任港大文學院主任。此時,老舍也隨著完成長篇小說《駱駝祥子》,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地位。顯然,老舍的小說成就在今天看來遠遠超越許地山,然而,對於這樣一位啟蒙良師,老舍始終謙卑以待。
許地山前往香港那一年,老舍發表了同名散文〈落花生〉,儼然是對這位良師益友的深深致敬。文章開頭寫道:“我是個謙卑的人,但是,口袋裡裝上四個銅版的落花生,一邊走一邊吃,我開始覺得比秦始皇還驕傲”,同樣表達出自己嗜愛落花生,並享受其中。儘管平凡微小如花生,但我們都可以挺拔地做個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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