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12:01pm 15/10/2023

美中竞争

坐看云起 | 应对中美竞争马“等距外交”对冲风险

作者：国立大学（UKM）马来西亚及国际问题研究所（IKMAS）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郭清水

翻译：张家威

从经历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到应对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政治，大马对于应对主要大国之间的竞争并不陌生，并已将其视为国际政治中反复出现的现实。今天的美中竞争只是最新一轮——它不是第一轮，也不会是最后一轮。不过，重要的是考虑中美竞争如何影响大马，以及它如何像该地区其他小国和次要国家一样寻求发挥作用。即使这种大国竞争加剧并限制了大马的操作空间，后者仍坚持采用“等距外交”来对冲多重风险并培育长期选择。

中美竞争对大马有何影响

对于大马而言，不断加剧的中美竞争最为明显的领域是南海问题。到了2010年代，大马开始将其视为不仅仅是主权和海事问题，而是日益成为主要大国之间竞争的问题。一些发展强化了这一趋势：中国在海上的自信表现以及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该地区，始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并得到了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延续。其他例子包括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FONOPs），2017年“四方安全对话”（Quad），以及2021年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作为对大国日益增长的的压力的回应，大马历届领导人都一再强调国家的“不结盟”政策和“中立”立场。这里的中立不能放在重叠的南海主权主张的背景下理解(因为大马是主权声索国之一)，而是放在美中竞争的背景下理解。大马领导人一再强调，“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高度独立”，不应该被迫在美中之间做选择。

除了安全和国防领域，美中竞争还体现在高科技领域、供应链弹性、通讯相关问题等方面。台湾问题上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以及二线大国(包括欧洲国家)对亚洲事务的日益关注和参与，使东南亚成为一个日益拥挤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舞台。

这些不断深化和扩大的大国竞争表现，给大马(以及东南亚其他较小的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和风险，而不是机遇和利益。尽管大马在经济、战略和外交方面受益于日益激烈的竞争，但许多政策精英认为，其中一些好处——如跨国公司在中美贸易战和冠病大流行之后迁出中国——只是短期收益。他们更担心的是长期风险、更广泛的弊端，以及大国竞争日益加剧所带来的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

对于大马政策精英而言，其中最大的风险是陷入潜在的美中对抗的危险。当然这还有其他的担忧和焦虑。随着越来越多的域外大国在亚洲的军事和非军事领域加强存在，大马意识到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一方面，与东南亚其他军事实力较弱的国家一样，大马希望利用一种更稳定、更可持续的力量平衡来约束大国的行动。马方也欢迎更多战略和发展多元化的机遇；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加剧的大国竞争和日益拥挤的印太地区，大马精英们开始担心，限制大国的努力可能会升级为遏制。他们越来越担心自证预言的危险：一些大国公开将中国视为对手，并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联合起来对抗中国，为“可能”的冲突做过度的准备，这将把中国逼向角落，使其成为当前的敌人，将潜在的危险变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因此，大马和印尼表达了对AUKUS的担忧，不仅是其对核不扩散的影响，还包括可能的军备竞赛和紧张局势升级。

此外，随着Quad和AUKUS等机制的发展，大马也担心东盟的中心地位可能受到挑战。即使在非军事领域，人们也越来越担心经济脱钩或“去风险”。例如，“友岸外包”将导致经济分化，并最终导致全面两极分化。目前反应与再反应的循环如果继续下去，将导致局势升级。升级将导致彻底的遏制，继而导致对抗、冲突和陷阱。大马和其他东盟国家不希望出现遏制。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较弱的国家将首先受到影响，部分原因是它们靠近南海和台海，几乎肯定会把它们卷入一场不是它们自己选择的大国战争。冷战2.0还意味着，在对国内治理至关重要的经济和功能问题上，包容和持续合作的空间将不复还。

面对美中对抗和外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挑战和潜在危险，有迹象表明，大马和其他东盟国家试图在与竞争大国打交道时行使和发挥不同程度的自主性。

大马的自主性

在这里，自主性（Agency）被定义为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权衡计算做出政策选择的倾向、发起和坚持，而不是被更强大的力量摆布或施压。自主性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总能抵制更强大的国家的要求，也不意味着一个国家总能称心如意。然而，能动性确实意味着，一个较小和较弱的国家，尽管并且正是因为其在规模和实力上处于劣势，往往决心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探索选项、培育空间和优化政策目标。

长期以来，大马的小国自主性一直奉行积极务实的外交政策，以不结盟、中立和等距外交为基础。近年来，随着外部不确定性的增加，大马一直坚持奉行这一政策，尽管这个多元民族、中等收入的国家正面临巨大的内部政治挑战和不确定性，以及前所未有的政权更迭。大马2018年的历史性大选结束了巫统主导的国阵长达61年的统治，随后在2018年至2023年期间，四届政府交替执政。

对大马而言，“等距”并不意味着与两个竞争大国保持相等的距离。相反，它意味着积极保持公正、中立的立场，同时寻求与所有大国建立富有成效和务实的关系。这种积极和包容的等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和发展领域——例如，大马呼应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而且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国防和外交领域。

大马的等距外交及其更广泛的外交政策自主性并不局限于美国和中国。它同样与其他大国和参与者保持接触，不同程度的积极行动在各政策领域可见，这都表现出大马更倾向于基于自身利益做出政策选择。这种务实的积极行动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对主要大国的选择性合作，部分的顺从和部分的反抗。

相关实例比比皆是。尽管公开对AUKUS表示关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反抗美国）的同时，大马也选择加强与AUKUS三个成员国的关系和防务伙伴关系（有选择性地合作并在某种程度上顺从这些大国）。大马也一直致力于五国联防（FPDA），这是一个涉及英国、澳洲、纽西兰、大马和新加坡的协商性防务机制。与此同时，大马正在加深与美国的长期和全面的安全合作关系，包括进行各种军事演习、保持战略双边对话，以及在反恐、海上和网络安全等领域展开合作。

同样，大马也通过相同的方式部分或间接地反抗中国：2018年暂停了三个有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在2019年4月重新谈判结束后恢复)；拒绝北京在2018年将维吾尔族穆斯林被拘留者引渡到中国的请求；并于2019年向联合国大陆礁层界限委员会(CLCS)提交部分意见。然而与此同时，大马选择公开(部分和选择性地)在三个问题上对中国示好：重申支持“一带一路”并继续欢迎中国投资；选择不公开谴责中国的新疆政策；在大马的南海政策上，选择不打美国牌和不利用其与西方大国的防务伙伴关系。

此外，大马还在贸易、投资、互联互通、区域一体化、防务和安全合作等领域继续与中国开展合作。2023年，大马同意在11月恢复与中国的军事演习——上一次是在2018年10月，当时冠病疫情尚未爆发——演习将扩大到柬埔寨、寮国、泰国和越南参加的六国演习。然而，大马向来保持谨慎，避免在被视为对其主权敏感的地点进行任何军事演习。

是谨慎地坚持以部分、有选择性、有时似乎矛盾的方式与所有主要大国同时合作、顺从和对抗。大马的底线是避免选边站，培育操作空间，并尽可能保留退路。这种底线关切和方法实质上是一种“对冲”行为，在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条件下寻求保险。这种本能行为旨在培育政策选择，最大程度地推动包容性合作和多元化，同时减轻和抵消多重风险。在实践中，对冲是一种没有正式宣告的政策。没有明智的国家会宣布或承认其进行对冲，因为这样做将败坏在不确定性中减轻和抵消风险的初衷。

在东南亚，主要是在个别国家层面进行的，但有时也通过东盟作为一个集体来共同发挥。然而，小国集体的自主性始终取决于东盟的团结程度、中心性和中立性。

大马的选择

在当前的形势下，当威胁感知仍然是灰色而不是黑白分明、权力关系仍然不确定时，对于像大马这样的中等国家来说，“全面平衡”或“全面扈从”的两种简单政策都不是可行的。虽然全面或直接的平衡可能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安全，并潜在地提高经济效用，但它也可能导致一系列不可接受的风险：招致对立大国的敌意，增加陷阱危险，侵蚀国家自主权，并引发国内反弹，进而可能损害精英阶层的国内合法性。同样，虽然全面扈从可能最大化物质和外交政策的利润（以及潜在的一些安全保障），但这种选择会导致成为顺从和过度依赖的风险，同时引起对立大国的怀疑和疏远，这也会损害国内精英阶层的合法性。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这两种选择都既不可取且不可续。

在没有直接威胁和高度可靠的盟友支持的情况下，像大马这样的中等国家将不会选边站，而是寻求加强现有的积极、包容、谨慎的多层次等距外交。此举旨在规避多重风险，同时最大化并行和持续合作的机会，是一种更合乎逻辑的选择。尽管对冲并非灵丹妙药，而且也有其局限性，但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对于大马而言，这是一种较为理性的政策选择，允许其在短期和长期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和可接受的权衡。

(本文刊登于美国和平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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