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12:01pm 15/10/2023

美中竞争

坐看雲起 | 應對中美競爭馬“等距外交”對沖風險

作者：国立大学（UKM）马来西亚及国际问题研究所（IKMAS）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郭清水

翻譯：張家威

從經歷數百年的殖民統治到應對長達數十年的冷戰政治，大馬對於應對主要大國之間的競爭並不陌生，並已將其視為國際政治中反覆出現的現實。今天的美中競爭只是最新一輪——它不是第一輪，也不會是最後一輪。不過，重要的是考慮中美競爭如何影響大馬，以及它如何像該地區其他小國和次要國家一樣尋求發揮作用。即使這種大國競爭加劇並限制了大馬的操作空間，後者仍堅持採用“等距外交”來對沖多重風險並培育長期選擇。

中美競爭對大馬有何影響

對於大馬而言，不斷加劇的中美競爭最為明顯的領域是南海問題。到了2010年代，大馬開始將其視為不僅僅是主權和海事問題，而是日益成為主要大國之間競爭的問題。一些發展強化了這一趨勢：中國在海上的自信表現以及美國的戰略重心轉向該地區，始於奧巴馬政府的“亞洲再平衡”政策，並得到了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延續。其他例子包括美國的航行自由行動（FONOPs），2017年“四方安全對話”（Quad），以及2021年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

作為對大國日益增長的的壓力的回應，大馬歷屆領導人都一再強調國家的“不結盟”政策和“中立”立場。這裡的中立不能放在重疊的南海主權主張的背景下理解(因為大馬是主權聲索國之一)，而是放在美中競爭的背景下理解。大馬領導人一再強調，“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而高度獨立”，不應該被迫在美中之間做選擇。

除了安全和國防領域，美中競爭還體現在高科技領域、供應鏈彈性、通訊相關問題等方面。臺灣問題上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以及二線大國(包括歐洲國家)對亞洲事務的日益關注和參與，使東南亞成為一個日益擁擠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舞臺。

這些不斷深化和擴大的大國競爭表現，給大馬(以及東南亞其他較小的國家)帶來了更多的挑戰和風險，而不是機遇和利益。儘管大馬在經濟、戰略和外交方面受益於日益激烈的競爭，但許多政策精英認為，其中一些好處——如跨國公司在中美貿易戰和冠病大流行之後遷出中國——只是短期收益。他們更擔心的是長期風險、更廣泛的弊端，以及大國競爭日益加劇所帶來的各種意想不到的後果。

對於大馬政策精英而言，其中最大的風險是陷入潛在的美中對抗的危險。當然這還有其他的擔憂和焦慮。隨著越來越多的域外大國在亞洲的軍事和非軍事領域加強存在，大馬意識到了積極和消極的影響。一方面，與東南亞其他軍事實力較弱的國家一樣，大馬希望利用一種更穩定、更可持續的力量平衡來約束大國的行動。馬方也歡迎更多戰略和發展多元化的機遇；另一方面，面對日益加劇的大國競爭和日益擁擠的印太地區，大馬精英們開始擔心，限制大國的努力可能會升級為遏制。他們越來越擔心自證預言的危險：一些大國公開將中國視為對手，並與“志同道合”的國家聯合起來對抗中國，為“可能”的衝突做過度的準備，這將把中國逼向角落，使其成為當前的敵人，將潛在的危險變成迫在眉睫的威脅。因此，大馬和印尼表達了對AUKUS的擔憂，不僅是其對核不擴散的影響，還包括可能的軍備競賽和緊張局勢升級。

此外，隨著Quad和AUKUS等機制的發展，大馬也擔心東盟的中心地位可能受到挑戰。即使在非軍事領域，人們也越來越擔心經濟脫鉤或“去風險”。例如，“友岸外包”將導致經濟分化，並最終導致全面兩極分化。目前反應與再反應的循環如果繼續下去，將導致局勢升級。升級將導致徹底的遏制，繼而導致對抗、衝突和陷阱。大馬和其他東盟國家不希望出現遏制。當這種情況發生時，較弱的國家將首先受到影響，部分原因是它們靠近南海和臺海，幾乎肯定會把它們捲入一場不是它們自己選擇的大國戰爭。冷戰2.0還意味著，在對國內治理至關重要的經濟和功能問題上，包容和持續合作的空間將不復還。

面對美中對抗和外部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日益增長的挑戰和潛在危險，有跡象表明，大馬和其他東盟國家試圖在與競爭大國打交道時行使和發揮不同程度的自主性。

大馬的自主性

在這裡，自主性（Agency）被定義為一個國家根據自己的利益和權衡計算做出政策選擇的傾向、發起和堅持，而不是被更強大的力量擺佈或施壓。自主性並不意味著一個國家總能抵制更強大的國家的要求，也不意味著一個國家總能稱心如意。然而，能動性確實意味著，一個較小和較弱的國家，儘管並且正是因為其在規模和實力上處於劣勢，往往決心在情況允許的情況下探索選項、培育空間和優化政策目標。

長期以來，大馬的小國自主性一直奉行積極務實的外交政策，以不結盟、中立和等距外交為基礎。近年來，隨著外部不確定性的增加，大馬一直堅持奉行這一政策，儘管這個多元民族、中等收入的國家正面臨巨大的內部政治挑戰和不確定性，以及前所未有的政權更迭。大馬2018年的歷史性大選結束了巫統主導的國陣長達61年的統治，隨後在2018年至2023年期間，四屆政府交替執政。

對大馬而言，“等距”並不意味著與兩個競爭大國保持相等的距離。相反，它意味著積極保持公正、中立的立場，同時尋求與所有大國建立富有成效和務實的關係。這種積極和包容的等距不僅體現在經濟和發展領域——例如，大馬呼應了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而且越來越多地體現在國防和外交領域。

大馬的等距外交及其更廣泛的外交政策自主性並不侷限於美國和中國。它同樣與其他大國和參與者保持接觸，不同程度的積極行動在各政策領域可見，這都表現出大馬更傾向於基於自身利益做出政策選擇。這種務實的積極行動在很大程度上轉化為對主要大國的選擇性合作，部分的順從和部分的反抗。

相關實例比比皆是。儘管公開對AUKUS表示關切（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反抗美國）的同時，大馬也選擇加強與AUKUS三個成員國的關係和防務夥伴關係（有選擇性地合作並在某種程度上順從這些大國）。大馬也一直致力於五國聯防（FPDA），這是一個涉及英國、澳洲、紐西蘭、大馬和新加坡的協商性防務機制。與此同時，大馬正在加深與美國的長期和全面的安全合作關係，包括進行各種軍事演習、保持戰略雙邊對話，以及在反恐、海上和網絡安全等領域展開合作。

同樣，大馬也通過相同的方式部分或間接地反抗中國：2018年暫停了三個有爭議的“一帶一路”項目(其中一個項目在2019年4月重新談判結束後恢復)；拒絕北京在2018年將維吾爾族穆斯林被拘留者引渡到中國的請求；並於2019年向聯合國大陸礁層界限委員會(CLCS)提交部分意見。然而與此同時，大馬選擇公開(部分和選擇性地)在三個問題上對中國示好：重申支持“一帶一路”並繼續歡迎中國投資；選擇不公開譴責中國的新疆政策；在大馬的南海政策上，選擇不打美國牌和不利用其與西方大國的防務夥伴關係。

此外，大馬還在貿易、投資、互聯互通、區域一體化、防務和安全合作等領域繼續與中國開展合作。2023年，大馬同意在11月恢復與中國的軍事演習——上一次是在2018年10月，當時冠病疫情尚未爆發——演習將擴大到柬埔寨、寮國、泰國和越南參加的六國演習。然而，大馬向來保持謹慎，避免在被視為對其主權敏感的地點進行任何軍事演習。

是謹慎地堅持以部分、有選擇性、有時似乎矛盾的方式與所有主要大國同時合作、順從和對抗。大馬的底線是避免選邊站，培育操作空間，並儘可能保留退路。這種底線關切和方法實質上是一種“對沖”行為，在高風險和高不確定性條件下尋求保險。這種本能行為旨在培育政策選擇，最大程度地推動包容性合作和多元化，同時減輕和抵消多重風險。在實踐中，對沖是一種沒有正式宣告的政策。沒有明智的國家會宣佈或承認其進行對沖，因為這樣做將敗壞在不確定性中減輕和抵消風險的初衷。

在東南亞，主要是在個別國家層面進行的，但有時也通過東盟作為一個集體來共同發揮。然而，小國集體的自主性始終取決於東盟的團結程度、中心性和中立性。

大馬的選擇

在當前的形勢下，當威脅感知仍然是灰色而不是黑白分明、權力關係仍然不確定時，對於像大馬這樣的中等國家來說，“全面平衡”或“全面扈從”的兩種簡單政策都不是可行的。雖然全面或直接的平衡可能有助於最大限度地提高安全，並潛在地提高經濟效用，但它也可能導致一系列不可接受的風險：招致對立大國的敵意，增加陷阱危險，侵蝕國家自主權，並引發國內反彈，進而可能損害精英階層的國內合法性。同樣，雖然全面扈從可能最大化物質和外交政策的利潤（以及潛在的一些安全保障），但這種選擇會導致成為順從和過度依賴的風險，同時引起對立大國的懷疑和疏遠，這也會損害國內精英階層的合法性。因此，在目前的條件下，這兩種選擇都既不可取且不可續。

在沒有直接威脅和高度可靠的盟友支持的情況下，像大馬這樣的中等國家將不會選邊站，而是尋求加強現有的積極、包容、謹慎的多層次等距外交。此舉旨在規避多重風險，同時最大化並行和持續合作的機會，是一種更合乎邏輯的選擇。儘管對沖並非靈丹妙藥，而且也有其侷限性，但在不確定性的背景下，對於大馬而言，這是一種較為理性的政策選擇，允許其在短期和長期利益之間取得平衡和可接受的權衡。

(本文刊登於美國和平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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