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存葬”下篇|化作春泥 何處思故人？ 從植存葬 探 綠色葬禮挑戰

惟依照福建人習俗，家人還是會把歷代祖先的名字寫在牌位上，供後代上香祭拜。“不記得我也不要緊，孩子很忙，家人也不一定都住在同地方，就不用耗時耗體力掃墓了。”

我國華人殯葬業中最傳統的是土葬，直到約30年前慢慢轉為火葬，很大部分是為了減輕子孫後代清明掃墓的負擔和疲憊，如今進一步不設塔位的環保葬似乎成為了生活忙碌的現代人的另一種選擇。

詢及孩子能接受她植存葬嗎？梁銀鳳笑言：“這是我的決定，我三個孩子有誰會不支持？” 她不忌諱談論死亡，老早就與孩子們溝通自己心中理想的身後事儀式，計劃好好告別，不留遺憾。

覺誠法師：追思在於心

孝順 不在於形式

那麼，佛教怎麼看待死後不留名？

華人傳統重視一家團圓，一般能多代同堂相聚的日子除了農曆新年，就是清明節了；掃墓祭祖又和孝道相掛鉤，是華人千百年來一直沿襲下來的習俗與觀念。環保葬又是否違背傳統孝道？

生前孝順才是最重要

佛光山新馬泰印教總住持覺誠法師表示，孝順不應該只停留在儀式上，更重要的是心存孝道。“生前要孝順，臨終要關懷，平時是否有對父母親或長輩孝順才是最重要的。”

他認為，佛教徒本身對死亡或喪葬這件事本就比較開明和開放，並不會糾結留不留名，只要是選擇自己要的方式，然後尊重亡者生前的遺願。

所謂唯有生者安，亡者才能安。他也明白，若逝者親屬心有仍有不捨，還是可以回到寺院為先人立牌位，“選擇哪一種葬法也好，都只是不同的思維和看法，沒有對錯，就看自己的願望。”

他補充，未來馬來西亞佛光山佛光會將支持有意推行植存葬的州政府進行環保葬的管理環節，不涉任何宗教和祭拜儀式，主要協助家屬把骨灰放進泥土裡。

梁勝義：人本是塵土

基督徒傾向土葬

在本地基督教群體，環保葬不算流行。馬來西亞基督徒和平和諧促進會（CPHM）創始人梁勝義所認識的教友中，只有少部分人會選擇海葬。

其中一人就是他近七旬的表哥，在生前就已囑咐家人替他進行海葬。

“這是他的心願，一般會選擇海葬的人都希望低調處理身後事，只有幾位關係特別親的家人簡單禱告。”

無論如何，不是所有還在世的親人都能做到如此灑脫。

“當人們尋找記憶，懷念某個人時，很多時候需要一些實物或某種記號，來寄託對逝者的思念，即便只是一個小墓碑或一張照片，也能安慰死者家屬。”如果在植存園區設立一個紀念碑，刻上所有逝者名字，這樣的話他比較能接受。

《聖經》對葬法保持中立

梁勝義的信仰偏向於衛理公會（methodist）。他說，在《聖經》中沒有阻止或鼓勵，沒有指示或明確地說明基督徒是否可以在死後把骨灰撒入大海，亦對其他葬法抱持中立態度。

“我不覺得綠色環保是（選擇環保葬）主要考慮因素，就像我表哥從不談環境，他只希望低調、安靜地辦好身後事，不想麻煩太多人，不想給家人負擔。”

基督徒認為，人死後，肉體（軀體）會消亡、消失，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靈魂會到達天堂。對於葬法，他們的信仰更貼近“入土為安”的精神。如聖經《創世記3章19節》提到的“人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因此大部分基督徒會選擇傳統土葬，死後迴歸土地。

“我已經和孩子們商量過了，我打算（死後）要傳統火葬，把骨灰放進骨灰龕，安置在靠近住家的地方，孩子們要紀念我時也不用大老遠奔波。”

李永球：儀式照樣進行

植存葬非摒棄傳統

喪禮和葬禮，是兩個過程。前者是喪事的禮儀，有不同的宗教方式，如道教打齋、佛教誦經、基督徒禱告等；葬禮則是遺體或骨灰的安葬方式。

馬來西亞文化民俗歷史田野工作者李永球說，只要足夠重視族群文化和身分認同，一般華人喪禮都會遵循傳統習俗，無論最後是什麼葬法。

“選擇植存葬也不是說人們就不尊重傳統，像是從土葬改為火葬，大部分傳統儀式還是一樣在喪禮和火化儀式時進行，包括請和尚或道士、宗教人士前來主持。”

至於下葬儀式的“拋冢雞”、“分五穀”（多為客粵人士風俗）或客家道士的“呼龍儀式”及最後的掩土動作，則確實將被省略。

“我個人是比較堅持保留一些傳統的東西。”他認為，傳統是土葬儀式能保留最多傳統葬禮習俗，以及每逢清明節的掃墓祭祀文化，“如果選擇火葬、海葬或植存葬的話，沒有掃墓，感覺就少了那麼一些傳統的儀式感。”

無論如何，他強調每個人都有權利決定要怎樣的葬法，都應給予尊重。

無碑無牌無名 難尋歷史

在文化歷史學家眼裡，墓碑是亡者的“身分證”，其形狀或碑上的刻字都蘊藏珍貴的歷史信息，失去了難免會感到可惜。

“當然可惜了，如果是做百年前的歷史研究，我們可以考究墳墓，比如他是誰、他太太是誰、 什麼籍貫、什麼年代逝世、有幾個兒子孫子，上面都有信息，後來變成小的骨灰龕，很多都沒放子孫名字。

“一般神主牌上都會記錄歷代祖先的名字，但如今海葬和植存葬都是無碑、無牌、無名，也許，慢慢地就沒人知道阿公阿嬤的名字了。”

他感嘆，這一代學者做的是百年前的田調，而現在的歷史，則待百年後的人述說，“到時候他們就會面臨很大挑戰，更難以去尋找歷史記錄。”

即便我們有身分證明文件和網絡資料，但在百年之後，又有多少人還能保存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