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雯/十年漂流

得知我的原鄉後，馬來同學和老師兩眼發光。來，說句吉蘭丹話看看！面對一張張興致勃勃的臉，實在不忍叫他們失望。

Nok kecek gapo?（要說什麼呢？）我從有限的詞庫裡挑出最有把握的一句，故作輕鬆脫口而出，就此糊弄過去。

有！有！有那個味道！對方總是不吝於拍手叫好。

我的吉蘭丹話說得不好。小時候上學在自己的世界裡我行我素，家鄉話都是在離鄉後才開始練習。初時還將標準馬來口語和吉蘭丹話混淆不清，sama說成supo（serupa），對方一聽立刻看穿底細。哈，你是吉蘭丹人。吉蘭丹土語像一門密語，在境外的花花世界裡辨識同鄉，口音一對上便是ore kito（orang kita），心裡莫名一股暖意。後來偵測密語變成我的日常消遣。

某次在大學雜貨店裡聽見店員在高談闊論某人的八卦，說的是這門密語，店裡學生人來人往，只道沒人聽懂。我抓了麵包到櫃檯準備付錢。Hok ni jual lagu mano？（這個怎麼賣？）終究忍不住自揭身分。收銀員先是一愣，露出淺淺的尷尬的微笑：ore kelate jugok？（orang Kelantan juga?）結完賬走出店門，背後的密語聲量明顯小了許多。

畢業後在吉隆坡工作，偵測遊戲越發玩得起勁，拓展到偵測吉蘭丹式華語。如果在公認的lah、loh等馬來西亞華語語助詞中探測到loi，同鄉便近在咫尺。你好了嗎？還沒有loi。沒有獨立意義的尾句，去掉也不影響句子的表達，卻為“還沒有”增添無奈與不耐煩的色彩。

記得曾經在高中華文老師面前，同學向我要回她的筆，我還在奮筆疾書，隨口應了句“還沒有loi”。華文老師一臉嚴肅，語帶訕笑地批評我：loi（囡）什麼loi，我還zai（仔）咧！若能回到那個當下，我定會告訴她語言體現地域文化，並無優劣之分。

每每搭機回鄉，一踏入飛往哥打巴魯的登機口，還沒上機彷彿就已回家。一張張陌生的面孔，口操熟悉的腔調，馬來話、華語，甚至是福建話，都充滿濃郁的吉蘭丹鄉音，尤其在福建話的對話裡，聽到“你”（li）不再是loo，還摻雜了吉蘭丹話用詞，便更確定自己沒走錯登機口。

年少的時候，我曾為自己說得一口“標準”的華語，而莫名沾沾自喜。來自中國的同事甚至感慨，一個馬來西亞人的普通話竟說得比中國人好。我如今只是禮貌淺笑，心裡再無波瀾。切換口音僅為對方聽懂，促成有效溝通。嘴上字正腔圓說多了，心裡卻漸漸懂得唯有鄉音，才是最終的歸屬。

走出家門，習慣了放大鏡般查視外面的大千世界，回頭看自己的家鄉，竟看得比以往真切。既看見了鄉音的稀珍，曾經只為果腹的日常食物也不再平平無奇。出發南下上大學之前，在升學網站見到不少留言，都在擔心公立大學食堂裡沒有提供華人餐，就怕吃不慣。我當時還心存僥倖，想著我這自小給不少馬來餐餵飽的胃，出遠門上大學至少不會水土不服。可當我從大學食堂點來一碟nasi kerabu，米飯刺目的藍色素直接扎穿我的眼球，配料全是蒼白的豆芽和包菜絲，怎麼都找不到炒椰絲和魚肉碎的蹤跡。這藍花飯，一碟慘白髮藍的面相，著實病得不輕。

我小時候從不挑食，長大後挑的都是小時候的味道。某日課後，到講堂後方的小食肆解決午餐。醇厚的吉蘭丹土語飄然而至，隔壁桌的兩名馬來女孩撕下印度煎餅蘸咖喱，兩人歪著嘴角顯然不太滿意。要是有白糖就好了，蘸白糖才好吃！她們自以為打著暗語，定沒料到桌邊有個不像吉蘭丹人的同鄉全聽進耳裡，還如搗蒜般點頭。在外鄉浸漬數載，總算習慣了蘸料的不同。可後來漂流到南馬和新加坡，roti canai卻易了名叫roti prata，我差點沒認出它來，還道是另類的印度煎餅。

前兩年遷到南半球的城市，我的挑食症越發嚴重。遍尋當地獨有的美食，只有炸魚薯條吃得下口。儘管有不少小區彙集各國的地道美食，專治外鄉人的胃，可13澳元吃曾經3令吉就能吃到的藍花飯，手指的肌肉記憶始終不讓我掏出錢來。天價的外食不是天天吃得起啊。我潛藏的做菜人格因此被迫激發出來，香米白飯配荷包蛋、枸杞炒大白菜、燜茄子、魚露小辣椒炒蕹菜、肉骨茶搭配蒜米辣椒醬油，在異地蒐羅熟悉的食材，躲在廚房裡刷開視頻搗鼓老家的味道。

將成品的照片發到群組裡。看起來還挺像模像樣，母親在底下雲淡風輕地回應。你現在住的地方有了廚房，吃方面就方便很多，不過回來還是別想進我的廚房。文末配上一隻小兔大笑的動圖。誰回家了還想進廚房啊？我發文回懟，再附上吐舌的表情符號。

十年一路南下，離家的距離越來越遠，家鄉的面貌卻越來越具象化。從前不曾在意的細枝末節，在回憶的鏡頭裡不斷放大再放大。這些年同外地人一樣，透過各種媒體看自己的故鄉，才知道能否吃豬肉和上電影院竟是件大事，沒有電影院的吉蘭丹更是匪夷所思的傳說。

小時候每個週五晨早，隨母親到哥打巴魯市區的大巴剎採買，總要繞過兩三條街，到舊車站附近一個俗稱“肉店”的菜市，打包一包滷豬頭皮給午飯加菜。沿著販售乾貨的商鋪走到盡頭，角頭間垂掛各種血淋淋的豬肉軀塊敞開著賣。一旁雨棚底下的小巷人來人往，前頭有泰裔或華裔大嬸在賣菜，後頭有馬來大嬸在賣魚。

“肉店”對街也十分壯觀。穆斯林同胞們在柏油路上鋪席而坐，虔誠地面向伊斯蘭黨總部大廈，靜心聆聽擴音機裡的宗教師講道。五彩斑斕的人頭和密密匝匝的白帽，在四行寬的大馬路上盛放。比起吉蘭丹能否吃到豬肉，我更好奇擴音機裡一波波激昂的聲浪蘊含什麼養分，滋養著這片花海。

在雪隆獨自生活的那段時間，日子過得索然無味。到電影院看電影，只是為沾染一番人間氣息找來的藉口——穿越人山人海的商場，再躲進電影院裡繼續與孤獨相處。從前看電影特別有儀式感。小弟二妹總要提前幾周向全家宣告某某電影即將在電影臺首播。電影首播一般在週六晚——吉蘭丹週末的最後一天。傍晚的廚房飯廳亮起了燈，我們一邊吃著晚飯，一邊目送門框外慵懶的黃昏一點一點消逝。飯後，母親把餐桌一收，直接把碗盤給洗了；老爸如常到庭院裡澆水，一邊抽他飯後那根菸。我們姐弟仨，該寫的功課趕緊寫完，該洗澡的趕緊霸佔浴室。9點鐘一到，一家人準時擠在小小的客廳，坐等電影開播，隨時進入討論劇情的狀態。

有次電影播到一半突然停電。兩眼一黑，全世界驟然陷入萬籟俱寂。這時候能清晰地聽到牆上掛鐘的秒針愈敲愈慢，時間彷彿墜入一條悠長的甬道。身在暗處，門外的夜色竟敞亮如晝，能看清老爸停得歪斜的老車和鄰居家的屋脊。月光本就足以將一切映照得明明白白，但人們更習慣仰賴燈火照耀的方向，去窺探不熟悉的暗角。我看著燭火燃燒時光。燒融的蠟聚積底座的罐頭頂，再無容身的罅隙，眼看有些窘迫。新融的白蠟終於沿著罐身，涓涓淌向廣闊的桌面。那時或許便已預見自己終有一天會如那新蠟溢出狹小的罐頭頂蓋，可究竟將流向何方？我盯著安靜跳動的火苗，心也跟著忐忑。

停電中，空氣在墨色裡靜止了。毛孔渴望涼風紛紛敞開，不料卻滲出油汗。老爸忽然一聲吆喝：走！去坐車吹冷氣！全家浩浩蕩蕩上車，駛出黑暗的地界，朝甘榜小路昏黃的路燈駛去。我倚著車窗，目送一盞又一盞孤傲的路燈掠過，互不打擾的間距之間，偶有甘榜屋微弱的燈火穿插其中。

看燈，彷彿是從小養成的消遣。更小的時候，每逢蘇丹華誕，總少不了到哥打巴魯市區看花燈牌樓。三個不大不小的小屁孩窩在老爸幽暗的車裡，抬眼看那五彩斑斕的燈牌，仰望車窗外華麗璀璨的夜晚。後來在城市裡看燈，吉隆坡的夜景將繁星遷到大地，可那些星星看著像是一隻只閃著悲淚的眼睛。每每搭車路過，前方的萬家燈火，沒有一盞是我前去的方向。

於是，我又走了。年少時未曾妄想改變世界，卻也不願妥協而選擇遠走。十年漂流，漂到如今這個位置，回望來處，時而感覺自己總算能像個旁觀者平靜地觀望，時而卻不盡然。母親在電話裡哀嘆天氣實在太熱了，我裹緊厚毯，豎耳傾聽遠洋另一端熟悉的人事、親戚令人憤懣的行徑，還有從政客嘴裡吐出叫人啼笑皆非的言論。與母親煲上兩小時的電話粥，也不知何時褪去毛毯，掛電話時還差半刻鐘才到午時，火辣的陽光已然透窗湧來。蟄伏在深冬之中，誰能想到早晨離奇的濃霧一散，竟掃清一切障礙，任烈日肆意蹂躪大地。那灼人的痛，並不陌生，赤道的豔陽終究還是找到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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