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只能希望,即使是最憤世嫉俗的政治人物也能保持足夠的體面,呼籲停火和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同時以冷靜的頭腦吸取歷史教訓,致力於創造永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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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最近的行程中,時常出現與水域有關的事情。
在2019年冠病大流行前的其中一場旅行,我跨越太平洋,與溫哥華和多倫多的大學及智庫進行了交流。東南亞是加拿大外交官和政界人士非常關注的地區,尤其是該國面對與中國和印度持續不斷的問題。在這兩國的問題上,除了指責政府不當干涉他國事務之外,都使用了捍衛國家主權和保護一國公民的強烈語言。
這可能更多是因為國內政策的問題,但據我觀察,這次人們對總理的批評要嚴厲得多:一位自由黨黨員說,他們會投票給保守黨,只為除掉杜魯多,這讓那些認為加拿大保守主義正受到美國粗暴的民粹主義侵襲的同胞感到震驚,他們認為支持這一運動冒的風險太大了。
在這兩個熱門話題上,我都禮貌地傾聽,這是一個外國訪客應有的態度,尤其是在一個人人都以道歉聞名的國家。然而,當我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和多倫多大學(UofT)明確就馬來西亞的民主化和治理問題發表演講時,有很多人向我提問:“自2018年以來,馬來西亞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在2019年的巡迴演講中並沒有預測到我們會在這幾年裡有4位首相)。
我回答說,雖然政治不穩定是一個威脅,更多的是蓄意的種族煽動加上經濟因素,但公民社會組織的力量在不斷壯大,改革也已通過,不僅解決了不穩定的根源(如反跳槽法),還改善了馬來西亞的制衡機制(如國會特設委員會的成立及到如今的永久設立)。
我們還需要在公民教育方面做出長期努力,特別是圍繞著我們的聯邦憲法開展:加拿大人非常理解這一點,無論是在太平洋沿岸,其原住民的認可與華人和印第安人移民問題交織在一起,還是在多元化的五大湖區附近(在那裡,“新加拿大人”一詞具有歡迎的含義),以及在更遠的東部,魁北克在加拿大身份認同問題上占主導地位。
隨著當河(Don River)逆流而上的鮭魚,我參觀了專門展示伊斯蘭藝術的阿迦汗博物館。當然,我們在吉隆坡有一個類似概念的出色博物館,但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展示伊斯蘭世界音樂的音樂廳 ——我錯過了一場融合奧馬海亞姆(Omar Khayyam)詩歌和巴哈音樂的精彩表演(這應該是酷玩樂隊在溫哥華演出之後的精彩表演,該樂隊因為巴生河清潔工作所做的努力得到了關注)。
我看到結伴同行的小學生對藝術品、紡織品、花瓶和武器讚歎不已,回想起自己作為小學生參觀不同宗教場所的時光,以及自己童年時的偏見是如何轉變為對人類不同文明的理解和欣賞的。我想,這些年輕人對穆斯林文明的瞭解比媒體(和TikTok)可能提供的更深入,或許是件好事。
“From sea to shining sea ”是一個著名的美國諺語,經常被用於歌曲和詩歌中,用來表示美國從太平洋跨越到大西洋的想法——它經常被浪漫化,而不提及對原住民的征服和奴役。在我返回西部的三藩市參加會議的途中,中東再次發生暴力事件,世界各地爆發了示威遊行。
示威者高呼“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支持從約旦河到地中海建立巴勒斯坦國的想法,“巴勒斯坦將獲得自由!”,如此令人聯想到這一理想,乃至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擁有土地和自由的渴望。
許多美國人並不同意我的這種觀點,因為美國兩大政黨都堅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而以色列是一個依靠暴力和剝奪他人土地建立起來的國家。在一次交流中,一位美國政治人物轉而譴責維吾爾人所受到的待遇,以及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穆斯林國家是如何出於地緣政治的原因而視而不見的。
的確,地緣政治和討好國內人民永遠是在衝突中選邊站的理由。我們只能希望,即使是最憤世嫉俗的政治人物也能保持足夠的體面,呼籲停火和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同時以冷靜的頭腦吸取歷史教訓,致力於創造永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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