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焕然教授.西汉初年的税收

中国历代统治者还是用回他们统治阶层老祖宗的智慧：安抚了等待明君的农民，政权就稳了。

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维下，早在中国二千年前的西汉政府就已懂得怎样“劫富济贫”。汉初政府（尤其是文景之治）为了“与民休息”，采取了轻徭薄赋政策，务在宽厚，刑罚大省。当时文帝和景帝身边的红人智囊贾谊和晁错都认为秦汉交替，农业没有恢复的主因在于赋税徭役太重，而社会上更是趋向“背本趋末”，也就是舍去农业（本业）追逐商业（末业）。要“导正”此现象，国家政策上就需得施惠更多给务农之人，助益农民。

西汉的主要税收，一是土地税（田租），一是人头税。刘邦汉高祖时，土地税十五税一，惠帝时更曾一度高达十一税一。但汉文帝时为展其“与民休息”的轻徭薄赋政策，竟减为三十税一，有几十年还免收农田租税；终两汉之世， 此三十税一“低税率”基本未变。至于人头税方面，文景之治，也由成人（15至56岁）每人（不管男女）从120钱减为40钱；徭役亦从每年一次减为三年一次。因文帝的低税率，让农民减轻了生活压力。人口增加，家给人足，遂而出现前所未有的安定。至汉景帝时已是“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史称文景之治。其下就是汉武帝时代，他之所以能打造“大汉天威”，就在于其先辈文景之治留下的丰厚遗产。汉武帝之“有为”，还在于他有本钱去挥霍。

问题来了，西汉初年如此的低税率，国家的收入要从哪里填补呢？就此，你要明白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政治思想及其核心认知。治中国史者基本都会知道，西汉初年所谓的“与民休息”的“民”，指的是农民。所谓轻徭薄赋，是相对前朝（秦）而言的。汉初税赋低，主要只是指田租方面。但实际上还有其他赋税，尤其针对地方豪强和商人。汉代田租是低税率的，但他们还有人头税。按一家的人口数量缴交，成年人每人每年交“一算”。一算原是120钱，文帝减至40钱。汉武帝恢复120钱，宣帝降到90钱，成帝再降至80钱。但不管这“一算”的税收定额怎样升降，家养奴婢是要由主人缴税的。这是汉初政府抑制地方豪强势力的方法。而若是商人家庭，人头税还要加倍，亦即成人两算240钱。此乃重农抑商政策也。

再来，汉朝还有一项更赋税，这是可代替自己服役的免役税（一年三百钱），可免除一个月去挖水渠或修城墙或戍边等为国家劳作的义务。此外，汉朝还有其他的杂税。这些杂税还不少。其中一项是儿童人口税，汉初规定家里有7岁至14岁未成年男女，每人每年交20钱“以食天子”，即作为皇室收入。汉武帝时为满足其“有为”之“经略”，需要更多的钱，遂把这税收从原本的七岁改成三岁起征，并且从原本的20钱增加至23钱（那3钱是补其车马骑）。至仁厚的汉元帝时才恢复为七岁起征。由此可窥，你要“雄才大略”做大事更是需要钱的。若只是低税，国家哪里有本钱让你大展宏图？

你以为汉朝政府就这样仁心“轻徭薄赋”吗？他们找钱的本事可大了。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老本领，统治者深谙其道。

简言之，向较富有的人多征税，这一招早在二千年前的汉朝皇帝就会用了。然而商人就是富人吗？几富才叫富人？说是“劫富济贫”，实乃“重农抑商”。你可以说这就是中国中央集权的管控，用现在的经济学术语就是“计划经济”的先驱，甚受历代儒生之书写赞誉。但主张自由经济的司马迁就很有意见。《史记》里敢敢“贬天子”批评朝政的很多也是针对汉武帝的经济政策。认为汉武帝的盐铁专卖等经济管控是在“与民争利”。司马迁肯定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但他也重视商人，还特地写了百万富翁的《货殖列传》。但司马迁的认知恐怕是非主流。传统观念里，商人赚多了叫奸商。无商不奸。中国历代统治者还是用回他们统治阶层老祖宗的智慧：安抚了等待明君的农民，政权就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