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煥然教授.西漢初年的稅收

中國曆代統治者還是用回他們統治階層老祖宗的智慧：安撫了等待明君的農民，政權就穩了。

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思維下，早在中國二千年前的西漢政府就已懂得怎樣“劫富濟貧”。漢初政府（尤其是文景之治）為了“與民休息”，採取了輕徭薄賦政策，務在寬厚，刑罰大省。當時文帝和景帝身邊的紅人智囊賈誼和晁錯都認為秦漢交替，農業沒有恢復的主因在於賦稅徭役太重，而社會上更是趨向“背本趨末”，也就是捨去農業（本業）追逐商業（末業）。要“導正”此現象，國家政策上就需得施惠更多給務農之人，助益農民。

西漢的主要稅收，一是土地稅（田租），一是人頭稅。劉邦漢高祖時，土地稅十五稅一，惠帝時更曾一度高達十一稅一。但漢文帝時為展其“與民休息”的輕徭薄賦政策，竟減為三十稅一，有幾十年還免收農田租稅；終兩漢之世， 此三十稅一“低稅率”基本未變。至於人頭稅方面，文景之治，也由成人（15至56歲）每人（不管男女）從120錢減為40錢；徭役亦從每年一次減為三年一次。因文帝的低稅率，讓農民減輕了生活壓力。人口增加，家給人足，遂而出現前所未有的安定。至漢景帝時已是“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史稱文景之治。其下就是漢武帝時代，他之所以能打造“大漢天威”，就在於其先輩文景之治留下的豐厚遺產。漢武帝之“有為”，還在於他有本錢去揮霍。

問題來了，西漢初年如此的低稅率，國家的收入要從哪裡填補呢？就此，你要明白中國曆代統治者的政治思想及其核心認知。治中國史者基本都會知道，西漢初年所謂的“與民休息”的“民”，指的是農民。所謂輕徭薄賦，是相對前朝（秦）而言的。漢初稅賦低，主要只是指田租方面。但實際上還有其他賦稅，尤其針對地方豪強和商人。漢代田租是低稅率的，但他們還有人頭稅。按一家的人口數量繳交，成年人每人每年交“一算”。一算原是120錢，文帝減至40錢。漢武帝恢復120錢，宣帝降到90錢，成帝再降至80錢。但不管這“一算”的稅收定額怎樣升降，家養奴婢是要由主人繳稅的。這是漢初政府抑制地方豪強勢力的方法。而若是商人家庭，人頭稅還要加倍，亦即成人兩算240錢。此乃重農抑商政策也。

再來，漢朝還有一項更賦稅，這是可代替自己服役的免役稅（一年三百錢），可免除一個月去挖水渠或修城牆或戍邊等為國家勞作的義務。此外，漢朝還有其他的雜稅。這些雜稅還不少。其中一項是兒童人口稅，漢初規定家裡有7歲至14歲未成年男女，每人每年交20錢“以食天子”，即作為皇室收入。漢武帝時為滿足其“有為”之“經略”，需要更多的錢，遂把這稅收從原本的七歲改成三歲起徵，並且從原本的20錢增加至23錢（那3錢是補其車馬騎）。至仁厚的漢元帝時才恢復為七歲起徵。由此可窺，你要“雄才大略”做大事更是需要錢的。若只是低稅，國家哪裡有本錢讓你大展宏圖？

你以為漢朝政府就這樣仁心“輕徭薄賦”嗎？他們找錢的本事可大了。這是中國傳統政治的老本領，統治者深諳其道。

簡言之，向較富有的人多徵稅，這一招早在二千年前的漢朝皇帝就會用了。然而商人就是富人嗎？幾富才叫富人？說是“劫富濟貧”，實乃“重農抑商”。你可以說這就是中國中央集權的管控，用現在的經濟學術語就是“計劃經濟”的先驅，甚受歷代儒生之書寫讚譽。但主張自由經濟的司馬遷就很有意見。《史記》裡敢敢“貶天子”批評朝政的很多也是針對漢武帝的經濟政策。認為漢武帝的鹽鐵專賣等經濟管控是在“與民爭利”。司馬遷肯定農業生產的重要性，但他也重視商人，還特地寫了百萬富翁的《貨殖列傳》。但司馬遷的認知恐怕是非主流。傳統觀念裡，商人賺多了叫奸商。無商不奸。中國曆代統治者還是用回他們統治階層老祖宗的智慧：安撫了等待明君的農民，政權就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