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靜，其實是一種邀請——就好像你驅車返鄉，碰巧經過一處僻靜的鄉鎮，你把車子拐了進去，鎮上有家樸素的老厝，你好奇伸頭一探，望見厝內有塊嫻靜的天井，天井邊上種了一棵樹，樹上安安靜靜地開了滿滿一樹燦爛爛的象牙色的花，而那扇半敞開的門板，你一直記得很清楚，它畢恭畢敬地，彷彿對你提出邀請，邀你回到當年夢想還很柔軟、翅膀還沒長硬的時光——侯孝賢的電影也一樣。常常，他把手掌鬆開，讓一個長長的空鏡頭滑出去，像一個心裡熬著半鍋心事的中年男人，跳上火車，轟隆轟隆地回到他小時候長大的地方，一個人，在大大的太陽底下，摞起衣袖，放了長長一個下午的風箏，電影沒有旁白，也沒有音樂，當然也沒有情節，只有椰樹頻頻擺動腰肢，樹葉沙沙作響，而電影裡頭的風啪啪啪啪地吹，吹得你禁不住下意識地撥開額前的頭髮，彷彿你已經掀開銀幕的邊角，鑽進了電影裡頭的場景，和侯孝賢一起，戀戀年輕的風塵，再見久違的南國再見。
因此每次看侯孝賢的電影，就好像靜靜地坐在空蕩蕩的暗室裡，眼睜睜地凝視著自己——明明那故事是別人的，明明那場景是陌生的，但那惘惘然撲面而來的感觸，那被削去了一層又一層修飾技巧的美，美得那麼誠懇，美得那麼嫻靜，而電影裡的那個人，他腳步一高一低穿著校服揹著書包走過的那條鋪滿道砟的火車鐵軌，他端起又放下的那隻杯沿有一道短短的裂痕的茶杯，漸漸你才發覺，其實你都認識，其實你都熟悉。我記得朱天文說過，侯孝賢的電影最美的時候，是他用嘴巴說故事的時候，她和侯孝賢一起編了卅年的劇本，在不同的故事裡爬山涉水，侯孝賢只拍在自己腦子裡翻騰的故事，而且他永遠都是先認定一個演員，才有想頭，才搭故事，他沒有辦法憑空去編一部劇情。就好像《刺客聶隱娘》，這故事在侯孝賢的腦子裡翻騰了幾十年，每隔幾年就會蹦出來一次，直到他覺得時間對了，舒淇的眼神開始有了刺客的彪悍和蒼涼，他才動手籌劃，並且那劇本一寫，就寫了38個版本，到最後電影拍了出來，朱天文苦笑著說，已經和劇本是兩回事了。但電影劇本終究不是文學創作，很多場景很多劇情拍不到就是拍不到，而電影最後教會了朱天文的是，你必須很無奈地去世故，你必須千瘡百孔地八面玲瓏——唯一讓朱天文甘之如飴的是，侯孝賢就像個揹著一面銅鏡在武林上行走的磨鏡少年，沉默但固執，安靜但老練，她喜歡侯孝賢雙眼發亮、迫不及待地要把故事亢奮地說出來的時候，臉上有一股神采飛揚的少年氣，而那其實也是電影受孕期間，編劇和導演獨處的最美好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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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记错误，从错误中得到教训和学习不是非得要用严苛的手段。适当的惩戒，给犯错的一方一个改进和再成长的机会，是最温暖的教育，也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不是冷血铁腕，而是美好且有温度的。
“连教育部也犯了国旗插图的失误，你们（星洲）也可以去报警啦！”、“首相说一律调查，不会有双重标准，我们就等着瞧咯！”。就在教育部也闹出国旗失误的风波后，我陆续收到朋友们的一些“慰问”，也有人说这事件发生的正是时候，是教育部“救”了媒体，我没有多加置喙。
星洲日报4月14日在封面预告发生不该发生的国旗插图失误后，面对一些人的恶意指控，甚至是趁机落进下石，也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这世界虽不缺雪中送炭之人，但同样也没少了趁人之危者。即便虚心认错，也勇于承担责任，接连发生不可控的局面，包括总编辑和副编辑主任停职后还得被扣查等，还有示威、报案，甚至是怂恿应当以停刊作为惩戒的论调，才是让我感受到人心寒凉的可怕。
我得承认，我并非大爱之人，更没有舍己利他的超然情怀。当教育部也发生人们口中所说的低级错误时，我也像许多忿忿不平者一样，开始出现“吃瓜”的心态。教育部正副部长、教育总监需要被停职调查吗？警察准备去教育部搬电脑调查吗？之前到报社示威的那批人，也要到教育部拉布条抗议示威吗？哪些嚷嚷着“如果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做什么？”的好事者，还会同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要求必须严惩教育部一众官员吗？还是瞬间失忆，乾脆以噤声来掩饰此刻的尴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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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小我”和“大我”的两种心态，“小我”就会用以上的说辞来自我说服，必须揪出肇事者、必须有人被调查、人头落地还不足够，还得全员都付出代价！表面上来看，这是出了一大口大怨气，但当情绪被宣泄之后，理智也渐渐战胜了情绪，我（们）仍得扪心自问，这种“我不好也见不得你好”、“我遭罪你也甭想好过”“的心态，和以暴制暴还有什么区别？
当AI已被频密，甚至可说已经是逐渐渗透到职场中，一些理论上不该犯却真实出错的情况也接二连三在发生，对付仅是一个治标的动作，真正根本的问题，我们还要继续视而不见吗？当一方犯错，除了穷追猛打，摆出对错误是零容忍的高姿态，连至圣先师孔子都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也得诚实自问是那个世间稀有，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完人吗？
也当教育部刚在4月21日大张旗鼓者全国推行中小学生佩戴国旗扣章，而教育部却闹出SPM成绩报告中有4页国旗插图出现错误，我们是要一味追究人为的疏失，却不愿去直视AI本来就不是万能，人类不能无底限地依赖它、信任它？忽视AI的局限，反而随时面对它的反扑，自食其果。
犯错了，后续道歉是应该的，也是必须做的。重点和需要被在乎的是，今后要如何确保不重犯，做好更严谨的把关，才是从错误中学习的一门宝贵功课。
学者达祖丁教授反对各界对教育部穷追猛打，一如在《星洲日报》处在风口浪尖时，他也挺身为《星洲日报》说话，不是因为达祖丁伟大和有宽怀大度，而是他的历练让他以更前瞻的寛阔的视野去看待一件事和评价它。设想一下，对付了媒体，再严办教育部，而接下来若再有人犯错，是也要一再重复扣查、没收电脑、提控等等SOP的动作吗？按程序办事并没有错，但诚如吉隆坡总警长鲁斯迪所说：“不慎犯错是人之常情，我偶尔也会失误，但谨记必须从错误中汲取教训。”鲁斯迪的这番话，听了是特别有感。
谨记错误，从错误中得到教训和学习不是非得要用严苛的手段。适当的惩戒，给犯错的一方一个改进和再成长的机会，是最温暖的教育，也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不是冷血铁腕，而是美好且有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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