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俊奇/侯孝贤 我们都是风柜来的人

安静，其实是一种邀请——就好像你驱车返乡，碰巧经过一处僻静的乡镇，你把车子拐了进去，镇上有家朴素的老厝，你好奇伸头一探，望见厝内有块娴静的天井，天井边上种了一棵树，树上安安静静地开了满满一树灿烂烂的象牙色的花，而那扇半敞开的门板，你一直记得很清楚，它毕恭毕敬地，仿佛对你提出邀请，邀你回到当年梦想还很柔软、翅膀还没长硬的时光——侯孝贤的电影也一样。常常，他把手掌松开，让一个长长的空镜头滑出去，像一个心里熬着半锅心事的中年男人，跳上火车，轰隆轰隆地回到他小时候长大的地方，一个人，在大大的太阳底下，摞起衣袖，放了长长一个下午的风筝，电影没有旁白，也没有音乐，当然也没有情节，只有椰树频频摆动腰肢，树叶沙沙作响，而电影里头的风啪啪啪啪地吹，吹得你禁不住下意识地拨开额前的头发，仿佛你已经掀开银幕的边角，钻进了电影里头的场景，和侯孝贤一起，恋恋年轻的风尘，再见久违的南国再见。

因此每次看侯孝贤的电影，就好像静静地坐在空荡荡的暗室里，眼睁睁地凝视着自己——明明那故事是别人的，明明那场景是陌生的，但那惘惘然扑面而来的感触，那被削去了一层又一层修饰技巧的美，美得那么诚恳，美得那么娴静，而电影里的那个人，他脚步一高一低穿着校服背着书包走过的那条铺满道砟的火车铁轨，他端起又放下的那只杯沿有一道短短的裂痕的茶杯，渐渐你才发觉，其实你都认识，其实你都熟悉。我记得朱天文说过，侯孝贤的电影最美的时候，是他用嘴巴说故事的时候，她和侯孝贤一起编了卅年的剧本，在不同的故事里爬山涉水，侯孝贤只拍在自己脑子里翻腾的故事，而且他永远都是先认定一个演员，才有想头，才搭故事，他没有办法凭空去编一部剧情。就好像《刺客聂隐娘》，这故事在侯孝贤的脑子里翻腾了几十年，每隔几年就会蹦出来一次，直到他觉得时间对了，舒淇的眼神开始有了刺客的彪悍和苍凉，他才动手筹划，并且那剧本一写，就写了38个版本，到最后电影拍了出来，朱天文苦笑着说，已经和剧本是两回事了。但电影剧本终究不是文学创作，很多场景很多剧情拍不到就是拍不到，而电影最后教会了朱天文的是，你必须很无奈地去世故，你必须千疮百孔地八面玲珑——唯一让朱天文甘之如饴的是，侯孝贤就像个背着一面铜镜在武林上行走的磨镜少年，沉默但固执，安静但老练，她喜欢侯孝贤双眼发亮、迫不及待地要把故事亢奋地说出来的时候，脸上有一股神采飞扬的少年气，而那其实也是电影受孕期间，编剧和导演独处的最美好的时光。

至于朱天文和侯孝贤之间，说亦师亦友，乍听之下虽然得体，但难免有点敷衍，多少让人感觉虚浮，他们之间肯定有比友情更深入一点的关系，一种生死与共的默契，而这种珍贵的关系，常常不能够被取代，也往往不能够被复制，不是撤掉一个编剧或换过一个伙伴就能够重新建立起来的。我记得朱天文说过，她第一次见侯孝贤，是约在当时的文艺沙龙“明星咖啡馆”，侯孝贤整个人看上去就是个不务正业的小混混，浑身草莽气。你也许会惊讶，侯孝贤读得最完整的竟然是米兰·昆德拉和卡尔维诺，比他读沈从文陈映真张爱玲还要深入，虽然侯孝贤也喜欢张爱玲惯用的“苍凉”这一个词，当大家说他的电影收尾的时候，总是收得人的心都被揪起来，十分悲伤，侯孝贤听了就轻轻地纠正了一下，“应该说是苍凉吧”，因此我们才恍然大悟，苍凉，其实才是侯孝贤想要映照在他电影底片上的底色——结果越走越远，慢慢地，侯孝贤走到了“去戏剧化”的地步，在他的剧本和镜头底下，渐渐把具象化的“动词”都抽掉，因为他相信，越干净的越隽永，越安静的，往往越美丽。

偏好镜头底下的安静

因此我老觉得拍电影有时候跟人生很像，而且真的太像太像，常常很多镜头拍了下来，其实都是为了准备后来给剪掉的——而我们谁不都是这样？总得把冤枉路走通走透，才会感慨原来这一生过得并不冤枉；也总得在爱情的阴沟里翻过好几次船，才会明白什么叫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尤其是，侯孝贤的风格是把故事叙述的音量调转到最微最弱，他说，他是一个影像思考的导演，他讲究的是意境，是气韵——就连苏珊·桑塔也说过，她特别喜欢侯孝贤长长的空镜底下，节奏缓慢得近乎静止不动的影像，这也是她最着迷的台湾印象。而镜头底下的静，其实最不容易，侯孝贤电影最啄人的，就是那一片漫山遍野的静。他不喜欢用对白或情节，承前启后，像用一根蘸了口水的手指把写在纸窗上的故事笃破，他喜欢把该说的都不说，把该交待的悬挂着，给戏留点余韵，也给看戏的人留点味苦微甘的遗憾，于是大家看上去，难免让人把他和小津安二郎联想在一起，因为他们两人追求的，都是简单的画面，和安静的、缓慢的、水一样清澈的节奏 。

所以每每后期剪辑的时候，侯孝贤都大刀阔斧，把碍眼的、不顺的、太亮的戏都剪掉，对于侯孝贤来说，剧情顺不顺是其次，但如果在影像上看得出过分的铺垫和装饰，反而把那一份画面以外的古意与诗韵都给破坏了，后来张曼玉的前夫，法国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特地飞过来台湾，替侯孝贤拍下一部纪录片的时候，他一直都在说，他老早就摆脱了“剧情”的威胁和限制，他喜欢拍的，范围其实很小，小得可能只是一个节选，一个片段，一个人物，一个氛围，就好像《刺客聂隐娘》，侯孝贤挣脱了对白的纠缠，把一篇只有千余字的唐代传奇拍成105分钟“杀一独夫”的长片，用诗经“明志”而不是“叙事”的方式，用诗性来架构起整部武侠片的骨架，把中国人的武侠片，还给中国人，拍出纯东方的韵味，拍得像一首萧条肃穆但气魄跋扈的唐诗——年轻的时候看侯孝贤，他的《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恋恋风尘》和《悲情城市》，在影像的营造和风格的修炼上，都特别的“散文”：清丽，素简，细致，比起那些机关算尽，动辄千军万马的大制作，无疑显得恬淡诚恳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