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俊奇/侯孝賢 我們都是風櫃來的人

安靜，其實是一種邀請——就好像你驅車返鄉，碰巧經過一處僻靜的鄉鎮，你把車子拐了進去，鎮上有家樸素的老厝，你好奇伸頭一探，望見厝內有塊嫻靜的天井，天井邊上種了一棵樹，樹上安安靜靜地開了滿滿一樹燦爛爛的象牙色的花，而那扇半敞開的門板，你一直記得很清楚，它畢恭畢敬地，彷彿對你提出邀請，邀你回到當年夢想還很柔軟、翅膀還沒長硬的時光——侯孝賢的電影也一樣。常常，他把手掌鬆開，讓一個長長的空鏡頭滑出去，像一個心裡熬著半鍋心事的中年男人，跳上火車，轟隆轟隆地回到他小時候長大的地方，一個人，在大大的太陽底下，摞起衣袖，放了長長一個下午的風箏，電影沒有旁白，也沒有音樂，當然也沒有情節，只有椰樹頻頻擺動腰肢，樹葉沙沙作響，而電影裡頭的風啪啪啪啪地吹，吹得你禁不住下意識地撥開額前的頭髮，彷彿你已經掀開銀幕的邊角，鑽進了電影裡頭的場景，和侯孝賢一起，戀戀年輕的風塵，再見久違的南國再見。

因此每次看侯孝賢的電影，就好像靜靜地坐在空蕩蕩的暗室裡，眼睜睜地凝視著自己——明明那故事是別人的，明明那場景是陌生的，但那惘惘然撲面而來的感觸，那被削去了一層又一層修飾技巧的美，美得那麼誠懇，美得那麼嫻靜，而電影裡的那個人，他腳步一高一低穿著校服揹著書包走過的那條鋪滿道砟的火車鐵軌，他端起又放下的那隻杯沿有一道短短的裂痕的茶杯，漸漸你才發覺，其實你都認識，其實你都熟悉。我記得朱天文說過，侯孝賢的電影最美的時候，是他用嘴巴說故事的時候，她和侯孝賢一起編了卅年的劇本，在不同的故事裡爬山涉水，侯孝賢只拍在自己腦子裡翻騰的故事，而且他永遠都是先認定一個演員，才有想頭，才搭故事，他沒有辦法憑空去編一部劇情。就好像《刺客聶隱娘》，這故事在侯孝賢的腦子裡翻騰了幾十年，每隔幾年就會蹦出來一次，直到他覺得時間對了，舒淇的眼神開始有了刺客的彪悍和蒼涼，他才動手籌劃，並且那劇本一寫，就寫了38個版本，到最後電影拍了出來，朱天文苦笑著說，已經和劇本是兩回事了。但電影劇本終究不是文學創作，很多場景很多劇情拍不到就是拍不到，而電影最後教會了朱天文的是，你必須很無奈地去世故，你必須千瘡百孔地八面玲瓏——唯一讓朱天文甘之如飴的是，侯孝賢就像個揹著一面銅鏡在武林上行走的磨鏡少年，沉默但固執，安靜但老練，她喜歡侯孝賢雙眼發亮、迫不及待地要把故事亢奮地說出來的時候，臉上有一股神采飛揚的少年氣，而那其實也是電影受孕期間，編劇和導演獨處的最美好的時光。

至於朱天文和侯孝賢之間，說亦師亦友，乍聽之下雖然得體，但難免有點敷衍，多少讓人感覺虛浮，他們之間肯定有比友情更深入一點的關係，一種生死與共的默契，而這種珍貴的關係，常常不能夠被取代，也往往不能夠被複制，不是撤掉一個編劇或換過一個夥伴就能夠重新建立起來的。我記得朱天文說過，她第一次見侯孝賢，是約在當時的文藝沙龍“明星咖啡館”，侯孝賢整個人看上去就是個不務正業的小混混，渾身草莽氣。你也許會驚訝，侯孝賢讀得最完整的竟然是米蘭·昆德拉和卡爾維諾，比他讀沈從文陳映真張愛玲還要深入，雖然侯孝賢也喜歡張愛玲慣用的“蒼涼”這一個詞，當大家說他的電影收尾的時候，總是收得人的心都被揪起來，十分悲傷，侯孝賢聽了就輕輕地糾正了一下，“應該說是蒼涼吧”，因此我們才恍然大悟，蒼涼，其實才是侯孝賢想要映照在他電影底片上的底色——結果越走越遠，慢慢地，侯孝賢走到了“去戲劇化”的地步，在他的劇本和鏡頭底下，漸漸把具象化的“動詞”都抽掉，因為他相信，越乾淨的越雋永，越安靜的，往往越美麗。

偏好鏡頭底下的安靜

因此我老覺得拍電影有時候跟人生很像，而且真的太像太像，常常很多鏡頭拍了下來，其實都是為了準備後來給剪掉的——而我們誰不都是這樣？總得把冤枉路走通走透，才會感慨原來這一生過得並不冤枉；也總得在愛情的陰溝裡翻過好幾次船，才會明白什麼叫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尤其是，侯孝賢的風格是把故事敘述的音量調轉到最微最弱，他說，他是一個影像思考的導演，他講究的是意境，是氣韻——就連蘇珊·桑塔也說過，她特別喜歡侯孝賢長長的空鏡底下，節奏緩慢得近乎靜止不動的影像，這也是她最著迷的臺灣印象。而鏡頭底下的靜，其實最不容易，侯孝賢電影最啄人的，就是那一片漫山遍野的靜。他不喜歡用對白或情節，承前啟後，像用一根蘸了口水的手指把寫在紙窗上的故事篤破，他喜歡把該說的都不說，把該交待的懸掛著，給戲留點餘韻，也給看戲的人留點味苦微甘的遺憾，於是大家看上去，難免讓人把他和小津安二郎聯想在一起，因為他們兩人追求的，都是簡單的畫面，和安靜的、緩慢的、水一樣清澈的節奏 。

所以每每後期剪輯的時候，侯孝賢都大刀闊斧，把礙眼的、不順的、太亮的戲都剪掉，對於侯孝賢來說，劇情順不順是其次，但如果在影像上看得出過分的鋪墊和裝飾，反而把那一份畫面以外的古意與詩韻都給破壞了，後來張曼玉的前夫，法國導演奧利維耶·阿薩亞斯特地飛過來臺灣，替侯孝賢拍下一部紀錄片的時候，他一直都在說，他老早就擺脫了“劇情”的威脅和限制，他喜歡拍的，範圍其實很小，小得可能只是一個節選，一個片段，一個人物，一個氛圍，就好像《刺客聶隱娘》，侯孝賢掙脫了對白的糾纏，把一篇只有千餘字的唐代傳奇拍成105分鐘“殺一獨夫”的長片，用詩經“明志”而不是“敘事”的方式，用詩性來架構起整部武俠片的骨架，把中國人的武俠片，還給中國人，拍出純東方的韻味，拍得像一首蕭條肅穆但氣魄跋扈的唐詩——年輕的時候看侯孝賢，他的《風櫃來的人》、《童年往事》、《戀戀風塵》和《悲情城市》，在影像的營造和風格的修煉上，都特別的“散文”：清麗，素簡，細緻，比起那些機關算盡，動輒千軍萬馬的大製作，無疑顯得恬淡誠懇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