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送文化来到今天,已经成为无可逆转的风潮。平台、消费者、外送员与商家相互仰赖,外送行业蓬勃发展,剥削问题却始终未解决。外送员与平台之间关系暧昧,非正式雇员的缘故,终日曝露于道路风险的他们,并未在《1955年雇员法令》下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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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9年,全马多地的外送骑士因抗议Foodpanda取消时薪制度,而号召同行展开为期一周的罢工;2022年8月5日,多家外送平台骑士再次联合发起长达24小时的罢工行动,要求平台给予外送员更好的社会保障。然而,这些抗议的声音有否被听见,他们的诉求又有否得到回应?
曾经,“Door to Door”的送上门服务概念,在疫情期间把外送行业推上高峰。如今,消费者愿意多花5至7令吉,原因很简单──希望不用踏出家门一步,伸手就能得到餐点。在懒人经济底下,这样的服务大受欢迎;但除了“懒”,它也解决了一部分人的不便。
就在今年的9月25日,一名送餐员伊尔凡因在门口等候多时,联络不上顾客而火冒三丈。午后阳光炎热,他站在铁栅外异常烦躁,过了一会儿门打开,出现的却是一名坐在轮椅上,左脚残疾、行动不便的老汉,缓慢从家中移动到门口领取别人为他点的外卖。
这无疑是Door to Door服务为人民带来的便利,但马来西亚外送员团结之友协会(PPRPM)秘书阿玛却希望平台重新思考这个概念的可行性。
他指出:“现在城市里很多高楼,外送员的时间都花费在把餐点送到顾客家门前。好比一个5令吉的单,我们花了15分钟送餐,假如组屋没有电梯,我们还需要爬很高的楼层送到门口。”若是不幸遇上公寓电梯失灵,他们还需面对体力与时间的考验。
因而马来西亚外送员团结之友协会(PPRPM)副主席哈里斯也认为,Door to Door的概念固然有其必要,但若平台愿提升薪资,或者宽限送餐时间,对外送员来说或许更合理。
与时间竞赛,用生命冒险?
外送,即是已知的,一门与时间竞赛的行业。在路上看见的外送员总是戴着头盔,形色匆匆领餐,继而急速狂奔前往目的地。
从接单、前往餐厅、领餐到送餐,每一个步骤都有严格限时,也就是作为消费者,看到手机屏幕上所显示的“estimated time”。
那些数字,都是由平台计算出来的指标,也是外送员送餐生涯的唯一教条。这项“准时率”数据的考核指标,将评定他们的KPI等级,继而影响收入。
“大约要在5分钟内抵达餐厅,之后有10分钟的时间送到消费者手上。之前多数平台会限制在7公里以内,但如今距离的计算却不公开了。”阿玛与哈里斯表示。
很常,消费者看着迟迟未到的餐点容易不耐烦。但在手机屏幕上,在app地图缓慢移动中的外送员坐标之外,他们所面对的却是活生生的现实考验:无法预计的车龙,突然下起的暴雨,或是开往每个路口都突然转红的交通灯……每一项变幻莫测的道路情况,都有可能导致送餐速度变慢。
“餐厅的距离也不一定,有时远有时近,远的可能也只有5分钟的时间。”
逆行、横穿斑马线、闯红灯……眼皮子底下,外送骑士鲁莽驾驶,但在这套规则之下,是否他们迫不得已的选择?
非正式员工,权益不被保障
因而毋庸置疑,每一次送餐都是一趟未知的旅途。眼睛紧盯手机地图,因分秒流逝的时间而紧张,这时阿玛说:“交通意外很平常,我也曾经遇上,那是外送员无可避免的挑战。”川流不息的城市道路,俨然成为外送员与时间战斗的竞技台。
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从2018年至去年5月,共有112名外送员于交通意外中丧生,82人受重伤,1048人蒙受轻伤。尽管公司备有外送员的意外保险,但哈里斯与阿玛看来申请的程序并不合理,“如果发生车祸,我们需要在24小时之内备案。我们已经人在医院,又如何满足这项要求?”
所幸的是,政府从去年起协助外送员等自雇人士社会保险计划(SKSPS)的80%,其余的20%则由送餐员承担。就在今年8月发生的沙亚南坠机事件当中,一名不幸罹难的外送员就因生前曾投保社险,事故发生以后家属每月可获1894令吉75仙赔偿金。黄毅敏补充,对于多数以送餐为经济来源的家庭来说,这笔赔偿金可大大改善生活。
然而,马来西亚外送员团结之友协会(PPRPM)顾问黄毅敏解释,外送员并非外送平台的正式员工,而是独立承包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因此无法享受员工福利如雇员公积金与社险等。当他们只有个人缴存(Self Contribution)的部分,若不幸遭遇意外,所获得的赔偿数目亦大大减少。
奖惩制度影响收入 吊销ID申诉无门
比起意外,或许更让外送员担心的,是日常大大小小的投诉──食物不美味?便当少了一个鸡腿?还是订单没有在预定时间内抵达?
单量、超时率、差评率、投诉率……每一声负评,都将影响外送员的工作成果。
外送行业由平台、消费者、商家与外送员四方相互仰赖与配合,然而哈里斯表示,“当顾客收到的食物不符合预期,被指责的很常是外送员,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权力打开餐厅密封好的包装。”
“更大的挑战是我们与平台的沟通,当我们申诉,很有可能就会被冻结ID。轻则失效数天,重则永久吊销。”
黄毅敏认为,当平台一接获投诉便冻结外送员账户并不合理,而需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对话平台,让被投诉的外送员有对话的空间。他表示:“采取行动之前一定要查证,这是许多外送员养家糊口的工具。很多时候当他们想解释、辩护,但没有办法联系到平台。”
工资率计算方式不透明化
然而,外送员对平台最大的疑问,莫过于工资率的计算方式。当外送员的这7年以来,哈里斯对于确切的工资算法仍是一概不知,“我们只能看到app显示的价码,如一张单6令吉,却不知道这6令吉需要我们去到多远。”
黄毅敏曾呈交谅解备忘录给首相、Foodpanda公司、人力资源部、交通部、青体部、数字经济局等等,以期提供外送员合理的底价,以及更为透明化的工资计算方式。
他补充,平台应该要有更系统性的框架来计算外送员的工资率。“需要设定底价,如首个4公里可获RM5,之后每公里再增加一定的价码。”
由于外送员并非平台的正式员工,除了无法享受员工福利,当ID被吊销亦申诉无门。面对种种不公与纠纷,若将问题带到法院,他们将面对长时间的审讯与高额费用。黄毅敏曾提出,“当他们无法通过法院或者国家法律援助基金免费得到法律援助时,这意味着他们是受压迫的,很多外送员只能束手无策。”
因此他建议政府,在现有的资源底下设立如同消费者仲裁庭的外送员特别仲裁庭,以帮助外送员获得法律援助。
以自由之名,却被绩效制度捆绑
“即使水灾,你也会看到外送员在路上。”哈里斯说。不只在大马,摩托车后架起的外送保温箱,外送骑士飞奔在路上的身影,早已是一幅城市的劳动图景,且遍布世界各地。
无论阴晴、昼夜,马路空荡的深夜或下班时间的车龙,总有看不见面目的外送员,戴着头盔穿梭在道路与街头。作为自由业者的外送员,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权力拒单──无论是高峰时段、天气、精神状况、距离以及食物本身的问题,无一能够成为他们拒单的理由。更有外送员因为身体状况不佳,而在送餐途中遭遇意外。
他们或许都有着相同的忧虑。“一旦拒单,很大可能影响KPI,也代表影响收入。”阿玛说。
这份工作“自由”的外衣,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加入,如同当年的他们。但哈里斯突然问:“作为一个自由工作者,为什么我们的收入,会被这些绩效与奖惩制度的KPI所捆绑?”这些,都是一张5令吉的订单背后,需要付出的劳动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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