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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00am 26/1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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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腿大進階/02】你給5令吉外送員跑斷腿 拿命拼分秒

报道:梁馨元;摄影:黄冰冰、黄志汉

外送文化來到今天,已經成為無可逆轉的風潮。平臺、消費者、外送員與商家相互仰賴,外送行業蓬勃發展,剝削問題卻始終未解決。外送員與平臺之間關係曖昧,非正式僱員的緣故,終日曝露於道路風險的他們,並未在《1955年僱員法令》下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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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9年,全馬多地的外送騎士因抗議Foodpanda取消時薪制度,而號召同行展開為期一週的罷工;2022年8月5日,多家外送平臺騎士再次聯合發起長達24小時的罷工行動,要求平臺給予外送員更好的社會保障。然而,這些抗議的聲音有否被聽見,他們的訴求又有否得到回應?

曾經,“Door to Door”的送上門服務概念,在疫情期間把外送行業推上高峰。如今,消費者願意多花5至7令吉,原因很簡單──希望不用踏出家門一步,伸手就能得到餐點。在懶人經濟底下,這樣的服務大受歡迎;但除了“懶”,它也解決了一部分人的不便。

就在今年的9月25日,一名送餐員伊爾凡因在門口等候多時,聯絡不上顧客而火冒三丈。午後陽光炎熱,他站在鐵柵外異常煩躁,過了一會兒門打開,出現的卻是一名坐在輪椅上,左腳殘疾、行動不便的老漢,緩慢從家中移動到門口領取別人為他點的外賣。

這無疑是Door to Door服務為人民帶來的便利,但馬來西亞外送員團結之友協會(PPRPM)秘書阿瑪卻希望平臺重新思考這個概念的可行性。

阿瑪希望平臺能重新審視“Door to door”外送服務的可行性,或許以提高工資率或寬限派送時間的方式來平衡,對外送員更合理。

他指出:“現在城市裡很多高樓,外送員的時間都花費在把餐點送到顧客家門前。好比一個5令吉的單,我們花了15分鐘送餐,假如組屋沒有電梯,我們還需要爬很高的樓層送到門口。”若是不幸遇上公寓電梯失靈,他們還需面對體力與時間的考驗。

因而馬來西亞外送員團結之友協會(PPRPM)副主席哈里斯也認為,Door to Door的概念固然有其必要,但若平臺願提升薪資,或者寬限送餐時間,對外送員來說或許更合理。

與時間競賽,用生命冒險?

外送,即是已知的,一門與時間競賽的行業。在路上看見的外送員總是戴著頭盔,形色匆匆領餐,繼而急速狂奔前往目的地。

從接單、前往餐廳、領餐到送餐,每一個步驟都有嚴格限時,也就是作為消費者,看到手機屏幕上所顯示的“estimated time”。

那些數字,都是由平臺計算出來的指標,也是外送員送餐生涯的唯一教條。這項“準時率”數據的考核指標,將評定他們的KPI等級,繼而影響收入。

“大約要在5分鐘內抵達餐廳,之後有10分鐘的時間送到消費者手上。之前多數平臺會限制在7公里以內,但如今距離的計算卻不公開了。”阿瑪與哈里斯表示。

很常,消費者看著遲遲未到的餐點容易不耐煩。但在手機屏幕上,在app地圖緩慢移動中的外送員座標之外,他們所面對的卻是活生生的現實考驗:無法預計的車龍,突然下起的暴雨,或是開往每個路口都突然轉紅的交通燈……每一項變幻莫測的道路情況,都有可能導致送餐速度變慢。

“餐廳的距離也不一定,有時遠有時近,遠的可能也只有5分鐘的時間。”

逆行、橫穿斑馬線、闖紅燈……眼皮子底下,外送騎士魯莽駕駛,但在這套規則之下,是否他們迫不得已的選擇?

非正式員工,權益不被保障

因而毋庸置疑,每一次送餐都是一趟未知的旅途。眼睛緊盯手機地圖,因分秒流逝的時間而緊張,這時阿瑪說:“交通意外很平常,我也曾經遇上,那是外送員無可避免的挑戰。”川流不息的城市道路,儼然成為外送員與時間戰鬥的競技臺。

交通部長陸兆福指出,從2018年至去年5月,共有112名外送員於交通意外中喪生,82人受重傷,1048人蒙受輕傷。儘管公司備有外送員的意外保險,但哈里斯與阿瑪看來申請的程序並不合理,“如果發生車禍,我們需要在24小時之內備案。我們已經人在醫院,又如何滿足這項要求?”

黃毅敏指出,平臺不應該在接獲投訴之後立即凍結外送員賬號,而應建立更完善的對話平臺,讓外送員有解釋與對話的空間。

所幸的是,政府從去年起協助外送員等自僱人士社會保險計劃(SKSPS)的80%,其餘的20%則由送餐員承擔。就在今年8月發生的沙亞南墜機事件當中,一名不幸罹難的外送員就因生前曾投保社險,事故發生以後家屬每月可獲1894令吉75仙賠償金。黃毅敏補充,對於多數以送餐為經濟來源的家庭來說,這筆賠償金可大大改善生活。

然而,馬來西亞外送員團結之友協會(PPRPM)顧問黃毅敏解釋,外送員並非外送平臺的正式員工,而是獨立承包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因此無法享受員工福利如僱員公積金與社險等。當他們只有個人繳存(Self Contribution)的部分,若不幸遭遇意外,所獲得的賠償數目亦大大減少。

獎懲制度影響收入 吊銷ID申訴無門

比起意外,或許更讓外送員擔心的,是日常大大小小的投訴──食物不美味?便當少了一個雞腿?還是訂單沒有在預定時間內抵達?

單量、超時率、差評率、投訴率……每一聲負評,都將影響外送員的工作成果。

外送行業由平臺、消費者、商家與外送員四方相互仰賴與配合,然而哈里斯表示,“當顧客收到的食物不符合預期,被指責的很常是外送員,但實際上我們並沒有權力打開餐廳密封好的包裝。”

“更大的挑戰是我們與平臺的溝通,當我們申訴,很有可能就會被凍結ID。輕則失效數天,重則永久吊銷。”

黃毅敏認為,當平臺一接獲投訴便凍結外送員賬戶並不合理,而需建立一個更完善的對話平臺,讓被投訴的外送員有對話的空間。他表示:“採取行動之前一定要查證,這是許多外送員養家餬口的工具。很多時候當他們想解釋、辯護,但沒有辦法聯繫到平臺。”

工資率計算方式不透明化

然而,外送員對平臺最大的疑問,莫過於工資率的計算方式。當外送員的這7年以來,哈里斯對於確切的工資算法仍是一概不知,“我們只能看到app顯示的價碼,如一張單6令吉,卻不知道這6令吉需要我們去到多遠。”

黃毅敏曾呈交諒解備忘錄給首相、Foodpanda公司、人力資源部、交通部、青體部、數字經濟局等等,以期提供外送員合理的底價,以及更為透明化的工資計算方式。

他補充,平臺應該要有更系統性的框架來計算外送員的工資率。“需要設定底價,如首個4公里可獲RM5,之後每公里再增加一定的價碼。”

由於外送員並非平臺的正式員工,除了無法享受員工福利,當ID被吊銷亦申訴無門。面對種種不公與糾紛,若將問題帶到法院,他們將面對長時間的審訊與高額費用。黃毅敏曾提出,“當他們無法通過法院或者國家法律援助基金免費得到法律援助時,這意味著他們是受壓迫的,很多外送員只能束手無策。”

因此他建議政府,在現有的資源底下設立如同消費者仲裁庭的外送員特別仲裁庭,以幫助外送員獲得法律援助。

以自由之名,卻被績效制度捆綁

“即使水災,你也會看到外送員在路上。”哈里斯說。不只在大馬,摩托車後架起的外送保溫箱,外送騎士飛奔在路上的身影,早已是一幅城市的勞動圖景,且遍佈世界各地。

哈里斯表示,從2019年以來外送員便曾數次舉行集會與罷工,以爭取更合理的工資率與勞動保障。

無論陰晴、晝夜,馬路空蕩的深夜或下班時間的車龍,總有看不見面目的外送員,戴著頭盔穿梭在道路與街頭。作為自由業者的外送員,實際上他們並沒有權力拒單──無論是高峰時段、天氣、精神狀況、距離以及食物本身的問題,無一能夠成為他們拒單的理由。更有外送員因為身體狀況不佳,而在送餐途中遭遇意外。

他們或許都有著相同的憂慮。“一旦拒單,很大可能影響KPI,也代表影響收入。”阿瑪說。

這份工作“自由”的外衣,吸引了許多年輕人加入,如同當年的他們。但哈里斯突然問:“作為一個自由工作者,為什麼我們的收入,會被這些績效與獎懲制度的KPI所捆綁?”這些,都是一張5令吉的訂單背後,需要付出的勞動代價。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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