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用言论自由来合理化仇恨言论和行为,而散播仇恨和恐惧本身并不会为我们的世界带来更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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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在10月16日晚上举办了2024年欧洲杯入选赛,结果在球场附近发生枪击案,有两名瑞典人就此丧命。嫌犯自称为“伊斯兰国”成员,特别针对瑞典人进行攻击。自从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以来,欧洲各国便相继传出恐攻事件,而凶手的动机几乎都是要以穆斯林的名义展开复仇行动。
但暴力的可不止是穆斯林和恐怖分子。就在几天前,美国一名房东残忍地持刀攻击巴勒斯坦房客,并杀害了年仅6岁的儿童。而西方世界除了一如既往地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将哈马斯进一步妖魔化。
但恰恰是这种“正邪不两立”的互相标签,让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仇恨难以消解,也让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互相谅解变得遥遥无期。于是不仅伊斯兰恐怖组织持续针对欧美国家实施恐怖攻击,欧美国家也藉反恐的名义发动战争或介入他国政治,同时对国内外伊斯兰族群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视若无睹,因为在许多西方世界的人眼中,这群人是咎由自取,是不值得同情的。
而挑起民众的恐惧和仇恨情绪则是分裂进一步加深至万劫不复的因素。许多政客为了一己私利而煽动群众,通过宗教、种族、意识形态、政党属性,甚至是性别和性取向,将人进行分门别类,变成“我们”和“他们”,并将“我们”描绘成“高尚的受害者”,是正义的一方,而将“他们”描绘成“邪恶的敌人”,甚至将“他们”去人性化,说成是野蛮、未开化、充满暴力的一群人,以便合理化自身的种种暴力和不人道的行为。
面对被恐惧和仇恨浸淫的世界,加上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得沟通和谅解变得越来越窒碍难行。中国著名学者刘瑜在《比较政治学30讲》一书中便表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日益高涨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便是文化反弹。西方文化越强势、越流行、越逼近家门口,文化本土主义者就越需要强化传统文化来与之对抗,毕竟人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也是认同的动物,他者越有可能吞没“我们”,就越需要强化甚至想象集体的“我们”来抵御他者。
而这样的文化反弹也出现在西方世界,尤其担心西方世界的伊斯兰化。因为这种恐惧,很多西方民众纷纷把右翼政党选上台,要求限制移民、要求保护传统,几乎所有的欧美国家政治生态都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日益封闭自守,日益失去人道主义精神,也让世界日益失去互相沟通的可能性。当彼此都带著恐惧不安、无法信任彼此的态度来互相沟通,达成合作和共识的可能性会非常渺茫。
战争和冲突只是结果,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始终是族群与族群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仇视与恐惧。当我们片面认定对方是邪恶的、是敌人的时候,便是放弃了看见对方也有善良的属性、也受到不公平待遇、也有其苦衷的可能性。而战争带来的也绝对不会只是一时的苦难,而是一代人将这份仇恨和恐惧深植于下一代人的心中。
要如何解决?如此复杂的恩怨本来就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但或许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我们不能用言论自由来合理化仇恨言论和行为,而散播仇恨和恐惧本身并不会为我们的世界带来更多好处。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松就表示,很多时候发表和散播仇恨言论所带来的后果不是做的人在承担,而是许许多多无辜的人,甚至是自己的同胞在承担,就如同在比利时被杀害的两名无辜的瑞典人一样。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不被仇恨和恐惧绑架呢?上一次我们痛定思痛,是在二战结束,满目疮痍之后,而我们要努力踩住刹车,才能避免毁灭再次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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