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詠介.別被仇恨和恐懼綁架

我們不能用言論自由來合理化仇恨言論和行為，而散播仇恨和恐懼本身並不會為我們的世界帶來更多好處。

比利時在10月16日晚上舉辦了2024年歐洲盃入選賽，結果在球場附近發生槍擊案，有兩名瑞典人就此喪命。嫌犯自稱為“伊斯蘭國”成員，特別針對瑞典人進行攻擊。自從哈馬斯攻擊以色列以來，歐洲各國便相繼傳出恐攻事件，而兇手的動機幾乎都是要以穆斯林的名義展開復仇行動。

但暴力的可不止是穆斯林和恐怖分子。就在幾天前，美國一名房東殘忍地持刀攻擊巴勒斯坦房客，並殺害了年僅6歲的兒童。而西方世界除了一如既往地無條件支持以色列，將哈馬斯進一步妖魔化。

但恰恰是這種“正邪不兩立”的互相標籤，讓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之間的仇恨難以消解，也讓彼此之間的溝通和互相諒解變得遙遙無期。於是不僅伊斯蘭恐怖組織持續針對歐美國家實施恐怖攻擊，歐美國家也藉反恐的名義發動戰爭或介入他國政治，同時對國內外伊斯蘭族群所受到的歧視和迫害視若無睹，因為在許多西方世界的人眼中，這群人是咎由自取，是不值得同情的。

而挑起民眾的恐懼和仇恨情緒則是分裂進一步加深至萬劫不復的因素。許多政客為了一己私利而煽動群眾，通過宗教、種族、意識形態、政黨屬性，甚至是性別和性取向，將人進行分門別類，變成“我們”和“他們”，並將“我們”描繪成“高尚的受害者”，是正義的一方，而將“他們”描繪成“邪惡的敵人”，甚至將“他們”去人性化，說成是野蠻、未開化、充滿暴力的一群人，以便合理化自身的種種暴力和不人道的行為。

面對被恐懼和仇恨浸淫的世界，加上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使得溝通和諒解變得越來越窒礙難行。中國著名學者劉瑜在《比較政治學30講》一書中便表示，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日益高漲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便是文化反彈。西方文化越強勢、越流行、越逼近家門口，文化本土主義者就越需要強化傳統文化來與之對抗，畢竟人不僅僅是理性的動物，也是認同的動物，他者越有可能吞沒“我們”，就越需要強化甚至想象集體的“我們”來抵禦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