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意见】如何看见逼近的伤口——贺淑芳与傅向红对谈
1969年5月13日，吉隆坡发生严重的种族暴力事件，事后官方不允许公开谈论，人民遮掩或回避禁忌。不少政客引用“五一三”这三个数字，鼓动族群之间的不信任与矛盾，至今从未止息。然而民间有一些人默默耕耘，比如保留五一三罹难者墓园、举办纪念公祭、制作回顾特辑，努力争取叙事的权利。50年就这样过去了，大家都期盼公开透明的真相探寻，以此安抚伤痛。
由傅向红、覃心皓、梁友瑄、邓婉晴组成的五一三口述历史小组于2020年出版了《在伤口上重生》，制作过程超过10年，记录目击者及受难者家属口述的经历。今年8月，马华小说家贺淑芳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从几个女性的生命故事直面五一三事件。小说描绘了各个人物的身心苦难，不只是围绕在当时的事件，还有他们不断遭受余波冲击，挣扎走向缺失了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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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7日，大将出版社与星叶书房邀请五一三口述历史小组成员之一傅向红，与小说家贺淑芳对谈，题为《为什么要再提起五一三事件？》，此文按两位讲者叙述而成。当大家对“议题先行”，以及任何有关五一三事件的标签有所疑虑之际，其实小说家更早遭遇，并在这场对谈中分享了自己如何思考文学创作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专注身体、医疗、疾病史相关研究的傅向红，则为读者分享为何该重视个体记忆，并将其列为历史资料的重要性。
｜重新看待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贺淑芳先提出自己对于文学创作的想法： “如果我们只是书写熟悉的生活、熟悉的现实，这并非是创作。文学语言不是工具语言，这个表述与生存体验相关，也不能背离艺术的形式。”
回顾之前的创作，在短篇小说集《迷宫毯子》，她以想像、魔幻的书写描绘马来西亚，以回应暴力、欠缺、不满足的现实。而《湖面如镜》收录9篇与女性身体、跨境移动相关的短篇小说，因牵涉宗教执行、秩序相关的课题，并拥有英文翻译本而较广为人知。不管牵涉虚构的意象，还是现实的课题，贺淑芳认为作者最大的伦理责任，在于极力趋近复杂的生命状态。
聚焦最新作品《蜕》，创作过程中她必须面对一直以来的书写困惑：“写完〈别再提起〉，我其实对政治跟文学之间的界线，一直存有不安。很多人都觉得，文学和政治要有距离。”当然，《蜕》这本书最后呈现多面向的人物主体。他／她被政治环境影响，受到重大事件的冲击，他们的身分不只是华人，也是母亲、丈夫、女儿、孩子等。他们拥有不同的内在与经验，以及不能言说的创伤。
“我想让读者看到的是，除了那个族群被带到边缘的位置，也希望大家看到我们对待性别的歧视，还有内心幽微的欲望。”一定有什么主导着人们，意图使他／她沉默——这跟政治上族群被边缘化是同样的权力关系。这种政治与分配，其实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那么文学与政治不能太靠近的文学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冷战以来，因为当时有剿共的意图，文学过度卸除了跟政治对话的可能，也强调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但我们不应该罔顾特殊的时代脉络，照单全收，然后延续到今天。”
“我们不妨对政治作为书写主题开放。”贺淑芳认为政治主题，应该是和婚姻、爱情、孤独、个体等这几种文学书写主题处于同等位置。政治带来的压抑与冲击，它形塑我们的力量是超乎想像的。这种真实也是自我主体的一部分，而文学应该自由探索任何范围。
｜当作者进入田野｜
书写五一三事件，除了寻找资料、查看旧报纸，贺淑芳接触的受难者家属并不多。她能理解他们的不安，很难继续谈及更多细节，也非常感谢仅有的几次会面。如果与生活在当地的、当时参与社运的人对话，他们更愿意谈及事件的方方面面，比如当时怎么度过紧急状态的生活。
“如果有些空白的地方，对方停顿、不讲，可是你会有所感受。我也会意识到，如果用很文雅的语言来复写，那感觉是完全不对的。”田野考察工作为贺淑芳的创作带来变化，也造就和过往有别的文学语言。“事实上，我们学习的书面语，是经过教育、经过某一个时代，比如经过冷战时期，华人需要重建主体而提倡讲华语运动。这是一种塑造民族的过程。”
从收集资料到田野工作，完成《蜕》后，贺淑芳察觉自己克服了当初的担忧，跨越一种单靠想像、闭门造车的危机。为了接近当事人的视角与内心，她打破过往的美学语言雕塑，找到文学语言可以开放的界线，发出更真实的声音。因历史的全貌其实并不清晰，也无法完整。如何解释、重新提起这段历史，其实还是充满很多空间和缝隙，这也是小说可以补充现实、松动框架的缘由。
她赋予人物、采访者言说的力量，在小说中竭尽所能回应事件。如此一来，他们不只是逆来顺受地经历，而是能够唤回属于自己的记忆。这也是贺淑芳阅读《在伤口上重生》的感悟。这本书使用第一人称，记录受难者家属、目击者的口述内容，行文朴素真实。比起报纸媒体刊登官方说明或其他解密文件，口述历史富有感情，能够贴近当事人。而国家档案局能够查找的资料不多，因为五一三事件在马来西亚仍然是政治上的禁忌，更凸显《在伤口上重生》是难得的一份记录。
｜希望留住记录与出版｜
傅向红分享《在伤口上重生》的制作过程，首先强调自己身为口述历史小组的一员，这一本记录并不属于自己的作品，“我只是负责一个平台，想办法让这些故事成为一本书，有一个记录。不算是创作，是集体努力而生产出来的成果。后来还有颖欣的加入，访问了一个澳洲的学者，这篇收录在英文版。”
英文版《在伤口上重生》名为Life After: Oral Histories of the May 13 Incident，于2022年出版，补充收录专研东南亚史的学者Anthony Reid的口述内容。当时他在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执教，见证事件前后的政策变化。Life After也附录本地学者Jomo KS的一篇后记，重新思考作为马来西亚历史分水岭的五一三事件、剖析独立前后马来民族政党的组织进程。
向红很少出席公开活动讨论这本书，也曾拒绝一些演讲邀约，其实是有原因的。回想刚出版的时候，约莫2020年，是冠病病毒肆虐、政局动荡的时期。当时马来西亚笼罩在威权复辟的阴影当中，而负责出版发行《在伤口上重生》的文运出版社，其旗下一本出版品遭到查禁。“我们当时很担心，这本书好不容易出版，如果举办推介礼等活动，会不会是一种冒险。因为我们并不希望，这本好不容易收集来的故事，因为宣传而遭受打压。即便后来出版英文版，我们举办了一场简单的推介礼，也是以比较谨慎的态度来面对。”
｜交还叙述历史的权利｜
傅向红觉得口述历史和小说创作的共同点，在于介入记录历史的方法。过去传统史学强调以官方书面记录为主，重视历史证据。“这证据以文字资料为主，特别以官方的书面资料为主，所以来自非官方、民间的资料难以进入历史主流。虽然这几年已有变化，很可惜马来西亚还没较多深入、全面的探讨。”
口述历史的重点，在于收集个体记忆，并将其列为资料。这种做法也会引起争议、质疑，比如情感与记忆能否纳入历史书写。因为人受情感、欲望影响，会修正记忆。而收集口述历史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情感与记忆更应该成为历史书写的一部分，因为这里牵涉人如何诠释和经历、如何述说历史，所以值得记录。
向红补充，口述历史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我们往往认为，专家写的历史才具有权威。口述历史把述说的权利交给一般人，所以它有民主化的意义，历史不再掌握于少数的专家，或者掌握在官方的手中。”
｜收集口述资料的难处｜
傅向红从人文关怀接触身体、医疗相关研究，一开始在2007年左右得知五一三墓园在双溪毛糯麻风病院旁。自那之后过了10年，她就读博士期间阅读了不少文献，也开始有更多想法，就此走进墓园。不止是记录墓碑，注意保留墓地，也计划花长时间蹲点收集口述资料。
回想收集口述资料的时期，她稍作停顿，只因沉重难以提起。“收集口述历史的前两年，因为要承受很多情绪和苦难。我用了很多年，才慢慢把那种情绪压抑下来或遗忘，因为实在太不愉快了。”
除了共担情绪，收集资料时最重要是尊重家属的意愿，由此放弃或选择收录成书。口述小组成员思考怎么捕捉受访者的日常语言，并尝试让读者从第一人称视角认识受访者。因为这本书主要想传达的是，不要把资料、经历当成是工具，而是可以看出受访者的情感、经验和观点。
｜面对创伤的过程｜
星叶书房的周末下午，前来聆听讲座的读者大约有20位，间中有提问与回馈。其中一个提问是：关于受伤之后说不出来的状态，文学要如何面对沉默？贺淑芳回应，要理解“不说”，是真正的交流。“沉默非常可贵，因为其中有非常真实的部分，虽然她／他没有说出来，但其他人可能感觉到，还需要花很多时间，来想像、回应沉默。这是基于想要和其他人亲密交流的愿望，真正的亲密。”
伤口源自冲突与威胁。面对威胁的时候，我们或会产生攻击的冲动，也会回避，甚至妥协接受现有的解释。而面对伤口需要时间，这是漫长的过程，而文学、语言就是一种突破限制的媒介。
“并不是说我们讲同样一种语言，就可以彼此连结。如果文学可以让我们了解彼此，那真正连接彼此的，应该是像梦一样的语言。它可以真正治疗人的内心，让我们接受内在的混沌无序。就像向红刚才分享的一些事，我们不忍的事，我们都不知道的秘密。”自五一三事件过去五十多年，淑芳希望也愿意相信我们拥有重新提起的力量，因为马来西人已共同度过许多好与坏。
（原稿上传于27/1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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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出生的毛姆，被誉为“故事圣手”，小说产量丰富，曾经是全球版税最高的作家，超过20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其短篇小说《木麻黄树》有我们熟悉的雨林世界，故事情节也引人入胜。
1921年，一艘船只航行在婆罗洲的大河上，乘客有著名的小说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及其秘书兼同性伴侣赫克斯顿（Gerald Haxton），砂拉越第三代白人拉者梵纳为他们安排几位囚犯负责掌舵。突然之间，船只遇上滔滔的涌潮，结果不幸翻覆，船上各人意外掉落水中，并且在涌潮之间苦苦挣扎，试图游向岸边。
眼见毛姆就快支持不住，濒临溺毙，赫克斯顿不断从旁给予鼓励，要他千万不要放弃划动，最终他们在几名水手的协助下，顺利爬上一块漂浮在河面的床垫，然后划到岸边。很快的，有人划着独木舟过来，将他们救起送到邻近的达雅长屋中。这宗意外发生在砂拉越的鲁巴河，名为“梦娜”（Benak）的涌潮现象，是当地独特的地理景观。
在命悬一线之际，毛姆的脑海里曾经闪现过背弃伙伴的念头，这为他提供了一个灵感，写出〈黄色条纹〉（The Yellow Streak）这篇讽刺小说，故事的主人翁就是在类似的意外中抛弃同伴，结果同伴顺利逃过一劫，故事主人翁过后每次在同伴面前都被愧疚和心虚折磨着，表现了人性阴暗的一面。小说收入在《木麻黄树》（The Casuarina Tree）一书中。
揭开人性的阴暗面
1874年出生的毛姆，被誉为“故事圣手”，小说产量丰富，曾经是全球版税最高的作家，超过20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我一直对毛姆的婆罗洲游历深感兴趣，多年前也曾经撰写相关文章，近期完整读完《木麻黄树》中的短篇小说，作品中的雨林世界是熟悉的，小说的故事情节也引人入胜，读罢掩卷赞叹于毛姆小说的魅力。
尽管是小说家言，而且其中的婆罗洲地名皆为杜撰，但我们依然可以透过毛姆笔下，窥探1920年代初的婆罗洲世界——雨林风光、达雅人、巴冷刀、马来短剑、纱笼、（米灵）祭祀仪式等；对于驻守各地的英国官员与当地原住民之间的关系描述，更是丝丝入扣，毫不留情揭露某些西方人的伪善嘴脸，以及在密林中做过的龌龊事。毛姆曾经撰文表示小说人物皆为虚构，但虚构人物的原型还是引人遐思。
〈环境的力量〉（The Force of Circumstance）这篇小说，主人翁盖伊是某个内陆驻地分署的长官，在深山里经历了漫长的寂寞独居生活后，喜迎新婚妻子的到来，小两口在驻地的房子里过着甜蜜的生活，却因为一个达雅妇女和两个孩子的出现而打乱了一切，并且逐步揭开隐藏其中的秘密。
〈铁行轮船公司〉（P. & O.）写的是一个放弃婆罗洲种植园的英国人，准备返回故乡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却因为辜负婆罗洲的女人而遭到诅咒，最终在航程中逐渐死去，引起乘客的恐慌，流言四起。他的死固然触动人们的情绪，最后大家还是选择用一场圣诞舞会来遗忘一切，遗忘曾经短暂同行的一位新朋友，这一幕幕迫使一位遭遇背叛的女子重新思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赴宴之前〉（Before the Party）和〈信〉（The Letter）分别揭示了两宗命案，让人看到身处异地的人性，可以扭曲到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步。这大概也呼应了毛姆采用《木麻黄树》作为书名的原因，借由这种植物的特性来表现所谓的英国绅士在番邦异域的无所适从和阴暗面。
笔下的砂拉越
跳出小说以外，毛姆初次抵达砂拉越，沿着砂拉越河航行，他看到了什么？他是这么记录的：河口非常宽，两边都长着红树和聂帕榈（Nipah），浸在水里，被水冲刷着。郁郁葱葱的丛林后面，在更遥远的地方，碧蓝的天空映衬出崎岖山峦的深色轮廓。你一点都不觉得阴郁，也不觉得压抑，反而觉得开阔、自由，绿色植物在阳光下泛着光，天空无忧无虑、轻松愉快。你好像是踏入一片友好而富饶的乐土。
在砂拉越期间，毛姆和赫克斯顿当然也走访古晋市集，他指出“集市由几条窄窄的街道组成，街道上有像博洛尼亚（Bologna，意大利城市）地区那样的拱廊，每栋房子都是一个商店，可以看见里面挤满了中国人，过着中国城忙碌的生活，干活、吃饭、聊天”，然后毛姆提到“密集的人群中走过一个白人，这便是这里的管辖者。他永远都不会是身边这生活的一部分。只要中国人不闹事，乖乖缴税，他就不会管他们的闲事。他只是一个皮肤苍白的外人，穿行在现实中，像是外星来客”，这是他对驻守在婆罗洲的白人的观察。
必须一提的是，毛姆和赫克斯顿的到访，是得到砂拉越白人拉者梵纳布洛克及其夫人的欢迎的，因此这位大作家在砂拉越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段时日。及至1926年《木麻黄树》出版后，毛姆小说里面充满淫欲、贪婪、负心汉、冷酷等负面形象的白人主角，立马刺痛了南洋各地的英国统治者和官员，不止《砂拉越公报》抨击他，马来亚、新加坡、沙巴等地的媒体也群起对他表达不满，认为毛姆将大家分享的生活故事大书特书，而且极尽丑化，是过火和不道德的行为。
无论如何，《木麻黄树》这本充满婆罗洲风情的小说，还是一部值得一读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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