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決策的時刻,需要走出政治立場的框框,以更伸縮性的手法來處理政治之兩難,不能死守一方,不顧任何合理的解釋。陷入現今的處境是有原因的,畢竟國家曾深受朋黨主義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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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議程是任何一位首相需要面對的政治現實之一。對部分土著而言,這是多年來土著之所以能夠立足馬來西亞的原因,而在階級不平等下還有人數龐大的群體處於經濟主流的下方。反之,對非土著而言,這項政策的無限擴張和被濫用,也間接導致了被排除在外的部分非土著遭邊緣化。處理這個議題,國內政黨多半都左右為難,無法兩全其美。
明年1月將舉辦的土著經濟大會,其實是歷史產物,多年來一直成為發展土著經濟的重要推手。回顧歷史,第一屆的土著經濟大會是在1965年舉行,這還早於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該大會是扶弱政策的起點。大會提出多項關於如何協助土著提升經濟地位的計劃,其中最重要的提議是成立人民信託局,為往後的土著議程鋪下一條大道。但其他計劃,都進展緩慢,直到1971年新經濟政策的實行,才成就多項所提的方案,並更細緻化在各個層面落實。
翻查早期文獻,可感受到當年土著的憂患意識有點類似華社在80、90年代的擔憂。不同的是,土著在早期的政治失落,源自自身族群經濟的落後,而在1970年後全面通過掌握政治權力來推動經濟重組。華社的處境則是覺得逐漸失去經濟的主導權,政治地位也江河日下。一方是從無到有,另一方則是從有到無。
雖然很多年後的今天,發生了一些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此時此刻過往對土著議程的刻板印象還在,多數人還是堅持己見。很多時候,由於那是政治正確的立場,雙方都只願意從本位去思考,無法溝通。
對土著議程,不同政黨的著重點也不盡相同。這是華社需要看到的。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是否該動用政府資源來拯救沙布拉能源公司,在大選前安華和納吉曾針對此課題僵持不下,各執一詞。當時對安華而言,政府必須停止拯救官聯企業,這是朋黨作風。納吉則認為這家公司的大股東是國民投資機構,是重要資產,必須出手相救。可見馬來政治領袖,對土著議程也有不同立場和看法。
不過對一般土著來說,安華這樣的立場成為政敵的攻擊點之一。最近傳出沙布拉能源出售資產,以籌集資金自救,引發了一些人對安華政府的批評。他們指責安華不顧土著公司的死活,因為國民投資機構被視為土著重要的大型資金管理機構之一,背後是代表千千萬萬土著投資者的利益。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政府出手的話,肯定也會受到另一方的批評,指責它違背了不救朋黨的政治立場。
在政治立場決定一切的時刻,出手和不出手,都是進退兩難。更糟糕的是,所有的討論都被立場大於一切遮蓋了。
類似的兩難,不只是在這件事情上,也在其他事務。我認為,在決策的時刻,需要走出政治立場的框框,以更伸縮性的手法來處理政治之兩難,不能死守一方,不顧任何合理的解釋。陷入現今的處境是有原因的,畢竟國家曾深受朋黨主義所害。不過,做出正確的判斷,才是王道,雙方勿過度陷入政治正確而矇蔽雙眼,讓情緒淹沒了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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