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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對人說我是加亨人,因為大多數人腦海的地圖中沒有這個地方。
之前在新加坡工作,逢人問起,我都得把地圖拉遠來介紹。我會說我是柔佛人,百分之九十九會接著問我是不是JB。“不是,是居鑾。”要是對方聽過居鑾,我才能繼續告訴他們:其實也不是居鑾,而是靠近居鑾的一個小新村,叫加亨。像是闖關問答遊戲,很少有人會抵達這一關。就算到了,也會說沒聽過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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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亨位於居鑾與豐盛港之間,很大面積都是墾殖區,聚落零散。加亨新村是人口聚集最多的地方,位於豐盛港路22支。人們一般判斷地方大小,都以房屋和人口聚集為準。所以,與其他城鎮比起來,它很小。我常這麼跟人形容:它只有一條主要大路,輕易就能路過。
離開居鑾,行駛約30公里,越過路邊零散的馬來木屋,柏油大路兩旁開始出現細小的分支,通往花園屋、商店街以及新村。要是沒拐彎進入這些小分支,開車不到一分鐘就已跨過了加亨,往豐盛港去。貫穿加亨的大路兩旁,可細數銀行、加油站、巴士站、診所、警察局、政府中學,基礎設施一目瞭然。街上的店屋至多三層樓,後來才興建的小酒店,也只有四層。生活腳踏實地。其餘的商店及住宅,都沿著大路分支鋪展開來;各分支盡頭,皆是茂密的油棕園林。
即使是在移動範圍有限的小時候,我就已覺得它很小。生活所需去到的地方,走路或騎腳踏車皆可抵達。用現今網絡用語來形容的話,它並沒有所謂的“隱藏式景點”。
如此小的地方,似乎是不夠空間伸展的。回望過去有記憶的二十幾年,我都一心努力長大,前方的目標總是離家越來越遠。對村裡的每個小孩來說,我們都知道終有一天是要走出去的。外面的世界很大,好的生活總在遠方,而不是腳下這塊土地。15歲時,我搬入居鑾中學的宿舍,兩地來回。從那時起,家就不再是唯一歸宿,暫存在他方的不止是行李衣物,還有一部分的自己。
中學畢業後在新加坡讀書與工作,一待就是9年,看似不長,卻已佔據了目前人生的三分之一。興許是被家鄉的水土餵養慣了,靈裡肉裡都藏掖著對小地方的眷戀。我深感活在他鄉的疲憊與孤獨,也極不適應高度密集的生活狀態——就像是一個開蓋的蜜糖罐,沾滿千萬只螞蟻,大家奮力掙扎求存,只希望能分得那一點甜。
我決定辭職回鄉。身邊朋友都好奇,回去小地方能做什麼呢?
是啊,甚至沒有麥當勞和肯德基讓我打工呢!除了玩笑,我沒有答案,目前的想像僅僅只是暫時回來休息。因為我心裡深知,雖生長於這裡,卻還未下決心往深處紮根停留;在不遠的未來,我依然想把枝葉延展到更高的天空去。但倘若需要一個僻靜且無紛擾的角落,得以讓我養精蓄銳後再重新出發,除了這裡,別無他處。
歸家幾個月,大多時侯,我每一天的開始就如一成不變的小學作文:“風和日麗的早上,我和媽媽一起去巴剎買菜。”日子如此地平凡,毫無華麗詞藻修飾。
擠不滿人的巴剎裡,賣菜與賣肉的攤子依舊只有那幾攤。20年過去,蔬菜瓜果總是新鮮的,只有人是舊的。其餘的攤位空著多年,鳥糞與青苔互相沾粘覆蓋著石臺表面,也無新人來清理。大嬸們夾著拖鞋,掛著鬆垮的上衣,嘴邊話題離不開三餐要煮什麼。街上的攤子和小食店越開越少,三餐問題還是得由家庭主婦來煩惱。可再新鮮的食材,種類終究有限,365天也變不出什麼新花樣。
有次菜攤老闆娘接過一大籃的蔬菜,笑笑對我說,就你媽媽煮最多了。其實我們一家四口加上外婆,也就五個人。老闆娘開始數數,說她家的那整條街每戶加起來可能都不到十人,要是晚上哪家人拿起鍋子鏘鏘鏘喊救命,其他家裡只剩兩老,還沒人敢出去呢。
照理說家裡只有兩張嘴要吃飯,一次的採買就能夠吃上好幾天,可有些大嬸還是會每天到巴剎走個過場。在這裡,上巴剎無非為了嘴上的兩件事——吃和說。一顆番茄或兩片豆腐,就能換來不少情報。小地方能供人聚集的場所也沒幾個,巴剎倒成了主要的社交之地。誰住院動手術了,誰家有人過世了,誰又欠錢跑路了……村裡的大小事,幾乎都是先來到這裡,然後才被帶往家家戶戶。想知道什麼事,來這兒問問就知,攤販就是情報人員。
偶爾碰到熟識的嬸嬸阿姨,她們總會問候一句“放假回來嗎?”“什麼時候出去工作?”在他們的認知裡,我還是那個不斷回來與離開的人。也罷,再過不久他們就會知道,我已是個辭職回鄉的閒人。
一些大嬸見到我,偶爾還會對著我母親感嘆,現在的年輕人竟還願意早起跟媽媽來巴剎。彷彿我就該被歸類為那些許久才回家一次,然後抱頭睡到中午才肯起床的年輕人。
其實,這裡也有一些年輕的生面孔,大多是那些因婚配而留下的越南女子。除了年齡差距,還能通過裝扮將她們與本地中年大嬸們區分開來——時髦的牛仔褲和上衣,臉上帶點妝容,粉底和口紅較明顯可見,還有那較高的鞋跟,讓她們能輕鬆踩過積水而不怕腳趾被濺溼。比起她們,我腳上踩著的人字拖,倒讓我在人群中無法昂頭闊步。
巴剎旁還有個小市場,是另外建給豬肉攤販的。四方的市場又小又窄,與其說是市場,不如說是個亭子。肉攤老闆乾脆把小卡車停在外邊,直接當作檔口砍骨賣肉。前陣子鬧豬瘟,加上豬肉不斷起價,生意欠佳的肉攤老闆本打算藉此機會退休不做了。
加亨曾是野味天堂,豬肉以外,能吃的還有山豬、松鼠、蛇、鹿、猴子、鱉等,甚至聽父親說過吃虎肉的都有。過去曾有三家野味餐館在村裡三足鼎立,咖哩、姜蔥、瓦煲、紅燒、麻油,食客要什麼煮法,餐館都能給你端上桌。隨著打獵被禁,餐館頭手因年老相繼過世,吃虎肉已成為傳說。
如今,別說野味,連豬肉老闆都要收攤了。老闆說老了,豬骨砍不動了,是時候放下屠刀過日子去。可那些刀下的豬隻,祖宗十八代都排著隊去投胎了,卻沒人排隊接手那把刀。肉攤不開,村裡人買豬肉要驅車到居鑾去,甚是不便,所以老是來問。於是老闆把大刀磨得更利些,咚咚咚地繼續敲打骨頭度日。
肉攤開回,旁邊寄居討食的野狗比人還興奮。我總覺得整個村子,生育率最高的,就屬這些野狗了。也許因為如此,它們總是神態倨傲,肚皮頂著天躺在路中央曬太陽,車子駛過也不甘願閃躲。興致高昂時,還會追著摩托車犬叫,抗議你擅自路過它的地盤。領地意識極強的它們,有著的不只是對主人的忠心,更是對地方的忠心,一生就守著一個地方。
一輩子守著一個地方、一個攤位或一把屠刀,對我們這一代來說是難以想像的。之前當教師時,我曾多次質疑,這輩子真要在那裡以那個身分自居了嗎?後來的決定,顯然證實了我不願就此安於現狀。
走在街上,我渴望碰見那些曾經一起玩樂的童年玩伴或小學同學。如今的他們,也都在他方為各自的生活努力拼搏著。活在科技時代,其實只要打開手機的社交軟件,就能立刻得知他們的近況。可幾年下來,我與他們也沒真正在上面打過一聲招呼,唯一的聯繫或許只有時不時點擊的“贊”。所以我有時會想,要是能在家鄉遇見,說不定還有機會聊上幾句。我們都是一心想走出去的人,只有願意折返,我們的生命才得以再次相交。
回看我的父母以及他們這一輩的人,大多都把一生的時光傾注在這裡。除了每日按時開店或擺檔的生意人,村裡的人好多都是園主或農人,他們一輩子的生活就是腳下這片土地。以土地為生的人,必須先向時間屈服,少則三五年,多則幾十年。農作物一旦種下,人也就一同根插在這片土地上,長期相互依存。勞力的付出還是其次,得守住那一份甘心,日子才過得下去。畢竟小地方生活平淡如沙漏瓶裡的沙——縱然一分一秒均勻落下,可翻來倒去都是同樣一堆沙。
在我們父母輩供養的這片土地上,我總覺得小孩不是個完整的居住者。這些尚未紮根的生命,不過是仰賴父母的養分,寄住在這裡。就如曾經是孩子的我,只能頂著“某某鄰居的小孩”這樣的身分,行走在街坊鄰居間。村裡的人,村裡的事,也總要隔著父母這層關係才與之相關。
長大以後,由於長期缺席,我依然感覺自己還不真正屬於這個地方。潛意識中好像有一種義務要去完整自己作為居住者這一身分。然而,過去的漂泊經驗讓我看見,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生命之網,早在我們抵達以前它就已在那裡交錯蔓延著。無論是誰,都要在那裡累積了一定的生命經驗以後,才能夠把自己交織進去。以目前的我而言,自然是不足夠的。
可從小到大,我只學會為離開做準備,外頭一直都有無數個未知的世界在等著我前往。我無法就此停留,我終究還是缺少了那一份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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