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所見微塵】李憶莙/末代輓歌
站在卓克基土司官寨前，並不覺得有多震憾，因為映入眼簾的恢宏豪華氣派是“已知道”了的。即使沒讀過阿來的小說《塵埃落定》，也沒看過改編的電視劇。人們對這個已存在好幾百年的世襲政權並不陌生，尤其是在那特殊年代。
卓克基土司官寨位於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在那特殊的年代，這裡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變的並不僅是土司制度的崩潰，而是關乎整個中國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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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早就對中國土司制度挺感興趣的，尤其是對那逐步瓦解的過程——索觀贏，卓克基最後的一個土司，從至高無上的統治者，淪為一個“人民公僕”；從什麼都有，落得將最後的一點財產捐獻個清光，才換得一個“無產階級”的身分。在這裡，他走過一生最崎嶇的心路，也在這裡留下他人生的軌跡。在“順應潮流”之前，他也曾頑抗，並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遊走；他得作出抉擇，思考該站在哪一邊。在充滿變數的命運當前，他依然不肯放棄他的統治權力。然而，在改革的浪潮中，力挽狂瀾等於是垂死掙扎。他的掙扎與心路歷程，反映在他的書信中。
索觀贏年輕時曾在成都求學，他懂漢文。因此他的《自我檢討》和一些書信被充作歷史檔案陳列在博物館或附錄在一些相關的出版物上。而這些附錄不免會有些註釋，指出索觀贏是在“黨的團結、教育、改造政策的感召下，思想覺悟不斷提高”。
資料上是這麼說的：新中國不但終結了土司制度，也解放了農奴，更在思想上解放了索觀贏。
成功“轉型”的索觀贏，1955年在“阿壩藏族自治州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當選為副州長。
讀著這些介紹索觀贏的生平資料時，不由想起另一個與他同時代的人，他，就是中國最後的一個皇帝—— 溥儀。兩人的命運何其相似！
身處大時代，並沒有任何東西是屬於個人的；就歷史角度而言，是一個宏觀的現實。但在現實中，卻又充滿細節。所謂細節，是內在的心路歷程，這肯定比看得見的人生軌跡有著更多的細節。
在卓克基土司官寨裡，我第一次看到索觀贏的照片，不禁對它注視良久：方正國字臉，平頭髮型，眉毛很濃，眼睛很大，雙眼皮很深。照片中的他雙眼平視，目光卻是柔和，嘴角還微微地牽起一絲笑意，就跟一般和藹老人一樣。這讓我有點訝異。照片攝於60年代初，算來那時他已年過60。迴心一想，也就不奇怪了；經歷瞭如此大起大落，除了順應改革的大潮，投入社會，做好份內工作以外，還能有什麼想法？不就圖個晚年安穩吧。
拍這張照片時，文革的噩夢還未開始呢。他沒能捱到文革結束便去世了。他去世的那年（1967年），文革才剛開始，卻也捱了兩次批鬥，經歷了生命中最恐懼、最無助、最孤單的一段日子。
我在官寨裡徜徉，在長長的走廊上回望；這裡曾經是一個王朝的榮耀所在，象徵土司的至高無上。也是在這裡，我看到一個時代的結束—— 這裡陳列著許多照片，除了索觀贏從年輕到老的照片，還有他的妻子和兒子，以及松崗末代土司蘇希聖的家庭照。
關於蘇希聖的家庭照片，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張攝於2010年7月，它有別於一般“歷史照片”，是蘇希聖攜同妻子以及兩個女兒從加拿大返回四川探親，在卓克基土司官寨前的“留影”。其實一直以來，“四土”（指卓克基、梭磨、松崗、黨壩等四土司）之間都有著密切的關係，有的是利益關係，有的是為了保持世襲血統的“純正”，因此當中有的是直系親屬，有的是入嗣關係，有的是姻親關係。因此松崗末代土司一家人造訪卓克基土司官寨，是為“探親”而來的。
這些“出走”後，再回歸的“上層人物”中，還有曾是“西藏流亡政府”議員的梭磨土司蘇永和，也於1980年通過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的協調回國探親，之後放棄加拿大國籍，落葉歸根。後來還補選為政協四川省委員會常委。這些曾經擁有過至高無上權力，掌握一方人民生殺大權的末代土司，他們的人生道路卻異常崎嶇，而且充滿變數，可最後終於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不知蘇希聖一家人回來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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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潘受将船票让予郁达夫，辗转逃离新加坡，抵达重庆。他是少数战乱中仍持续创作的诗人。细读其逃难诗作，几乎可勾勒出一条逃亡路线。其时，他携妻小乘渡轮离新，“为避敌追袭，船迂回于印度洋中者十余日，然后渐脱危险地区。”（〈避寇印度洋舟中五首〉）。船上颠沛流离，风声鹤唳，一对子女仍为他举杯庆生，全家守岁，不知浩劫将至。
〈八月十日日本天皇乞和，十四日正式投降〉一诗中，潘受难掩内心的激荡与雀跃：“日本投降了，家家喜可知。满城鸣爆竹，拆屐赋围棋。消息还如梦，疮痍待洗悲。满装双足是，破涕抚妻儿。”此诗不同于他一贯的典雅古风，兴奋至极，情感奔腾直泻，流露自然。
1947年，潘受决定离开重庆，再返新加坡。劫后余生，家园待重建。新马社会命运相依，华人唯有自求多福，更加积极在动荡中谋求立足之地。他回到新加坡怡和轩，追忆故友郁达夫横遭不幸，感慨悲痛。郁达夫自1938年受聘于《星洲日报》，主编纯文艺副刊《晨星》和《文艺周刊》，新马文艺事业本已步入正轨，然战火摧残之后，重振之路更显艰难。
英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诸多限制，华校发展空间受阻。中小学华校得以迅速复兴已属不易，若再创办一所华文大学，更是难上加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受辅佐陈六使筹建南洋大学，成就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桩美谈。1953年，他受邀加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积极投身筹备工作，为华文高等教育奠定基石。《南洋大学创校史》中的陈六使序文，或出自笔力深厚的潘受之手，文辞庄重典雅，精准传达创校初衷，足见他对陈六使办学理念的深刻体察。
“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以为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恃我三百余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正是怀揣这样的信念，潘受毅然投身其间。1953年2月，278个社团齐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众口一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肩负重任，亲自洽聘首批教授，协助文、理、商三院主持校政。然而，开课在即却突发“林语堂事件”，校长临阵辞职，南大陷入危机。此时，潘受再应陈六使之邀，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全力稳住校务，带领南大挺过建校初期最艰难的4年。
如今，潘受的事迹屡被提及，甚至有人认为，若非他当年力挽狂澜，南洋大学“怕已开不了门”（〈海外庐诗〉原跋）。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开学典礼上，校旗迎风升起。这面“三色光环”校旗，正是潘受亲自设计并撰文释义。其子潘思颖于1997年在〈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中回忆：“我的妹妹（当时南大第一届学生）潘小芬，按照拟定的尺寸，画了准确的图样交由工匠制定。这迎风飘扬的校旗把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千千万万东南亚关心南大的人民：‘今天是我们海外华人教育史上最光荣的日子！’”（《联合早报》，1997年8月3日）自此，新马华文教育史翻开崭新篇章。
然而，1958年，英殖民地政府褫夺了潘受的公民权。1959年底最后一天，他正式向陈六使呈辞，并获准于次年2月15日新学年开课前离任。辞职函中写道：“兹谨趁首届毕业生步入社会之日，退避贤路，修函恳辞。”果然，他洒脱离去，不再回首。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是夜，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由中文系老师刘太希、佘雪漫主持，汇聚新马诗坛名流。然而，素爱诗词的潘受却未曾现身。他仅留下一首诗，并附注述及自己原拟出席雅集，惜因雨未果，后收入该会编纂的《云南园吟唱集》。
多年以后，潘受再提笔写南园：
“年来世事不堪论，话到喉头咽复吞。多谢海风吹雨过，暗将吾泪洗无痕。”
此作是《丙寅冬至后二日重过南园七绝》之一，写于南洋大学关闭后的第六年。1986年冬至，潘受旧地重游，举目惆怅，不复言语，然历史自会铭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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