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們喜歡高人一等,但在這裡,激烈的言辭和政策之間的一致性可以為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人帶來巨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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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以色列每日對加沙地帶的轟炸和物資封鎖,大馬人持續強烈表達對巴勒斯坦的支持與聲援。新聞頻道和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包括許多兒童在內的死難者的悽慘畫面、居民區化為廢墟的場景,以及幾乎無法正常運轉的醫院裡一片混亂的景象。西岸的暴力也在加劇,以至於被描述為“新大災難”(new Nakba)——指的是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驅逐70萬巴勒斯坦人的事件。
雖然大多數人都能看到恐怖的真相,但仍有人對數據和破壞程度表示懷疑。人們不禁要問,需要多少核查(包括國際機構和長期在當地工作的各國專家的事實核查)才能讓某些人滿意。
此外,還有許多內容解釋了衝突的歷史背景——從羅馬時代到《貝爾福宣言》、歐洲猶太人對巴勒斯坦移民的增加、隨後的流離失所和暴力事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以色列的宣佈,以及此後的戰爭和外交努力。當然,這些視頻中的大多數內容都被認為是有偏見的,根據它們如何呈現——或掩蓋——某些事實的手法。
在此一問題上,國際社會的不同觀點比任何其他問題都要大。我的約旦基督徒朋友堅持認為這不是一個宗教問題,而是一個阿拉伯問題,而無宗教信仰的同僚則說這關乎人權和民族自主。我在英國讀書時發現,巴勒斯坦事業與左翼政治有關:我第一次在倫敦集會上揮舞巴勒斯坦旗幟時,周圍都是共產黨員!雖然工黨領導層最近從堅定支持巴勒斯坦的科爾賓轉向了支持以色列的斯塔默,但幾十年來,保守黨已經失去了其阿拉伯主義者(阿拉伯勞倫斯的崇拜者)。現任首相蘇納克堅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的立場,再加上他本身的印度和興都教傳統,而此時印度也更多地與以色列結盟,這當然會引發更多的陰謀論。
馬來西亞人既有宗教理由,也有世俗理由。“從約旦河到地中海,巴勒斯坦將獲得自由”是每個人的口號,非穆斯林朋友詢問是否允許他們加入“真主至大”(Allahu Akbar)的行列,儘管焚燒國旗會讓一些人感到害怕。雖然我不同意把玩具槍交到學生手中,但我當然支持讓學生了解國際政治和大馬立場的舉措。
雖然政治分歧的雙方都堅定地支持巴勒斯坦,但也有很多民粹主義的觀點。早期的一個觀點是“我們為什麼不出兵?”,得到的答案顯而易見,那就是我們需要與盟國一起採取集體行動。另一方面,外交照會——一國政府向另一國政府進行勸說、通報情況或尋求信息的交涉——似乎被誇大為一種“威脅”。《羅馬規約》也出現了,有人指出,如果我們批准了該規約,馬來西亞就可以將以色列提交到國際刑事法庭。
也許吧。但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來幫助巴勒斯坦人。正如難民倡導者多年來一直在說的那樣,支持迫害和戰爭受害者的最佳方式是給予那些已經在我們國家的受害者權利及資源。在馬來西亞,大約有3000人來自加沙和西岸,其中許多人在最近幾天失去了無數親人。他們需要教育,渴望工作和成功、出人頭地及報效祖國的機會。
雖然曾有好心的捐助者與我聯繫,希望資助我所參與的學校中的巴勒斯坦人,但在此之前,政府也曾做出過適當的努力。去年,當我訪問薩拉熱窩時,我遇到了許多人,他們非常感謝馬來西亞(特別是國際伊斯蘭大學),在他們最需要的時候,推動他們的生活向前發展。事實上,波斯尼亞整整一代領導人、商人和專業人士都說,馬來西亞的慷慨幫助重建了他們的國家。
遺憾的是,由於政府在簽署《1951年聯合國難民公約》方面沒有任何進展,而相關政策的制定仍然不透明,也不是主要立法的結果,這可能仍然是一個渴望。正因為如此,大馬難民政策跨政黨國會小組為建立難民保護法律框架所做的工作至關重要。
政客們喜歡高人一等,但在這裡,激烈的言辭和政策之間的一致性可以為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人帶來巨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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