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产业／01】寻找唱片行，它们去了哪里？

南方唱片机构有限公司成立于1974年，在鼎盛时期，庄学忠、龙飘飘、谢采妘、姚乙、曾维山、邓瑞霞、赖冰霞、蔡可荔、风采姐妹等旗下歌手，在面对港台乐坛强势围剿的情况下，仍能在本地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小时候的颜国宏是学校里有名唱片公司老板的小少爷，老师和同学都知道他父亲是南方唱片的老板颜华益，于是收获一个甚为豪气的外号：老板。

“我们还有联系，有些到现在还叫我老板。”当然，现在担任该公司总经理的他，调侃玩笑话已经是名副其实了。

那时，每当学校假期或放学后，他会到当时位于吉隆坡秋杰路中南区，用3间店面打通的唱片公司旧址吃晚饭，打发时间。

在他的童年记忆里，这是一个工厂，摆放着约100台卡带组装机，录制着一盘盘卡带。

“当时是卡带的时代，CD（光盘）属于高级商品。所以还是卡带为主。”

当时，若人们想要听一首歌，只有两种途径：一是被动地等电台播放，二是掏腰包购买专辑。

所以，家家户户必备一台兼具卡带和CD播放功能的收音机，经济条件尚可的人们想要随时随地都能听音乐，大多会购置一部能随身携带的Walkman或Discman。

两者区别在于前者是卡带播放器，后者则是CD播放器。

两种音乐载体共生共存了一段很长时间，一直到那只引发龙卷风的蝴蝶，于2005年挥动了它的翅膀。

唱片公司的角色转变

就在南方唱片迈入30周年，颜国宏自澳洲大学毕业回国加入父业的第二年，即2005年，首部能听音乐的Walkman手机Sony Ericsson W800c，还有目前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以及在线音乐流媒体平台KKBox诞生；2006年，Spotify、MOOV接连创立，宣告音乐载体革新时代已然来临。

音乐从有形的卡带和CD，转变成无形的数位音频编码；硕大的Walkman和Discman，变成小巧可爱，造型多变的mp3，再被融入到手机里。

曾经出门时，我们的包包里除了钱包、手机，可能还会带上Walkman或Discman；后来小巧的MP3取代，到如今包包里只剩下钱包和手机，甚至只带一部手机就能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整个进程不到30年。

当时颜国宏在大学修读的科系是电子商务与营销（E-commerce and Marketing），如今看来相当有先见之明。

他笑说，在校时被老师指挥到图书馆干活，将书本上的内容一页页扫描后上传到数码图书馆，还认为是学校恶搞、作弄，后来方意识到经过数码化的内容，才能永远保存下来。

待他学成回国加入南方时，数码化时代改变的不仅是音乐的载体、人们的收听习惯，还有唱片公司与歌手的关系。

科技进步，录歌软件简便，造就人人都是歌手

唱片公司的角色是栽培艺人，为其录制歌曲和专辑、拍摄MV、出版、销售，安排演出和媒体宣传。

换言之，从前的歌手若要录制一张专辑，需要到录音室录音、制作，然后压制成片发售，这一系列只要与唱片公司签约合作，均由公司一手包办。

可是，当音乐从模拟信号（Analog Signal）转变成数码信号（Digital Signal），随着串流平台的普及，上述的工序就被打破了。

“以前要拥有一间录音室都不简单，现在甚至只要买一台电脑和可以录歌的设备，家里就能成为录音室，MCO之后就更容易。”

“软件也越来越简单。我们以前买专业器材要50万至60万令吉，机器和软件在10年内还要更新一次。”

而如今仅需一台电脑，安装Windows系统再加一个名叫Cubase的音乐软件，一套设备耗资约5000至6000令吉，最多不超过1万令吉。

曾经需要专业人士操作的各台复杂机器，现在荧幕操作界面点击即可，人人都能是“录音师”，而颜国宏在20年前就已发现这一苗头。

“我们旗下许多艺人，不管是华裔还是巫裔会说他们有自己的录音室，无论（规模）大小。”

越发简便的录制设备、门槛不高的发表平台，让怀抱着歌手梦同时又具备创作能力的人，不再需要如从前一般踏遍唱片公司的大门毛遂自荐以得到一纸合约，也能在家录好歌曲，然后一键上传到串流平台，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自己的音乐作品。

当然，没有创作能力却又想一圆歌手梦的人，依旧需要仰赖唱片公司，不过得更“独立”。

何谓“独立”呢？

“艺人得配合销售专辑或者自行跑通告。”

他说，实际上如今很多歌手仍出实体专辑，最主要的原因是商演时有“商品”可以卖，而且往往歌手自己销售的数量占比可达到9成，比如在MCO期间开直播唱歌，火速走红成为叔叔阿姨圈的“顶流”──张水蓉。

这背后的原因很无奈：因为许多唱片行、影音店倒闭了，这些实体专辑无处可卖。

版权为王，屹立不倒

歌手与唱片公司的关系已经产生质变，音乐商品从有形变无形，唱片公司的收入不免受到影响。所以本地很多唱片公司的规模日渐缩小，员工人数不断缩减，有者缩减到15人、10人，甚至6人。

“只有我们南方还保持，我们还可以做到保留30至40个员工。”

不靠歌手和专辑为主要创收管道，那唱片公司的生存之道为何？

答案是：版权。

颜国宏直言，从生意的角度来说，最终他要的是歌曲的版权，这些才是唱片公司长期的被动收入。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日益受到重视且市场日渐规范的现在，只要有人在网上还在听该公司版权在手的歌曲，包括新年歌，他们就能赚取收入。

他笑说，大约15年前，CD年代已经到了尾声，本地一些唱片公司倒闭时，父亲大手笔收购这些公司，连同歌曲版权和仓库里的存货CD。

不曾想对“版权”一事毫无概念的父亲却无心插柳，无意中办了件大事。

“我爸每次跟我讲，他真的没有想过版权有这样重要，他以前只懂得买。”

他们曾以为音乐会不断地被取代，其实音乐是隽永的，难以预料何时在何地又流行起来，比如费玉清1983年发行的《一剪梅》，在2021年的TikTok上突然爆红，世界各地的人都能来上一句“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我们有两首歌在印尼被唱红，现在很好玩的地方就是你不懂你的歌几时被唱红。也有一些马来歌，我甚至不知道原来（版权）是我的，突然间在YouTube被用。”

换言之，任音乐的载体或介质如何变化，时代如何变迁，只要“版权在手，江山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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