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產業／01】尋找唱片行，它們去了哪裡？

南方唱片機構有限公司成立於1974年，在鼎盛時期，莊學忠、龍飄飄、謝採妘、姚乙、曾維山、鄧瑞霞、賴冰霞、蔡可荔、風采姐妹等旗下歌手，在面對港臺樂壇強勢圍剿的情況下，仍能在本地佔有一席之地。

因此，小時候的顏國宏是學校裡有名唱片公司老闆的小少爺，老師和同學都知道他父親是南方唱片的老闆顏華益，於是收穫一個甚為豪氣的外號：老闆。

“我們還有聯繫，有些到現在還叫我老闆。”當然，現在擔任該公司總經理的他，調侃玩笑話已經是名副其實了。

那時，每當學校假期或放學後，他會到當時位於吉隆坡秋傑路中南區，用3間店面打通的唱片公司舊址吃晚飯，打發時間。

在他的童年記憶裡，這是一個工廠，擺放著約100臺卡帶組裝機，錄製著一盤盤卡帶。

“當時是卡帶的時代，CD（光盤）屬於高級商品。所以還是卡帶為主。”

當時，若人們想要聽一首歌，只有兩種途徑：一是被動地等電臺播放，二是掏腰包購買專輯。

所以，家家戶戶必備一臺兼具卡帶和CD播放功能的收音機，經濟條件尚可的人們想要隨時隨地都能聽音樂，大多會購置一部能隨身攜帶的Walkman或Discman。

兩者區別在於前者是卡帶播放器，後者則是CD播放器。

兩種音樂載體共生共存了一段很長時間，一直到那隻引發龍捲風的蝴蝶，於2005年揮動了它的翅膀。

唱片公司的角色轉變

就在南方唱片邁入30週年，顏國宏自澳洲大學畢業回國加入父業的第二年，即2005年，首部能聽音樂的Walkman手機Sony Ericsson W800c，還有目前全球最大的視頻分享網站YouTube，以及在線音樂流媒體平臺KKBox誕生；2006年，Spotify、MOOV接連創立，宣告音樂載體革新時代已然來臨。

音樂從有形的卡帶和CD，轉變成無形的數位音頻編碼；碩大的Walkman和Discman，變成小巧可愛，造型多變的mp3，再被融入到手機裡。

曾經出門時，我們的包包裡除了錢包、手機，可能還會帶上Walkman或Discman；後來小巧的MP3取代，到如今包包裡只剩下錢包和手機，甚至只帶一部手機就能滿足我們所有的需求，整個進程不到30年。

當時顏國宏在大學修讀的科系是電子商務與營銷（E-commerce and Marketing），如今看來相當有先見之明。

他笑說，在校時被老師指揮到圖書館幹活，將書本上的內容一頁頁掃描後上傳到數碼圖書館，還認為是學校惡搞、作弄，後來方意識到經過數碼化的內容，才能永遠保存下來。

待他學成回國加入南方時，數碼化時代改變的不僅是音樂的載體、人們的收聽習慣，還有唱片公司與歌手的關係。

科技進步，錄歌軟件簡便，造就人人都是歌手

唱片公司的角色是栽培藝人，為其錄製歌曲和專輯、拍攝MV、出版、銷售，安排演出和媒體宣傳。

換言之，從前的歌手若要錄製一張專輯，需要到錄音室錄音、製作，然後壓制成片發售，這一系列只要與唱片公司簽約合作，均由公司一手包辦。

可是，當音樂從模擬信號（Analog Signal）轉變成數碼信號（Digital Signal），隨著串流平臺的普及，上述的工序就被打破了。

“以前要擁有一間錄音室都不簡單，現在甚至只要買一臺電腦和可以錄歌的設備，家裡就能成為錄音室，MCO之後就更容易。”

“軟件也越來越簡單。我們以前買專業器材要50萬至60萬令吉，機器和軟件在10年內還要更新一次。”

而如今僅需一臺電腦，安裝Windows系統再加一個名叫Cubase的音樂軟件，一套設備耗資約5000至6000令吉，最多不超過1萬令吉。

曾經需要專業人士操作的各臺複雜機器，現在熒幕操作界面點擊即可，人人都能是“錄音師”，而顏國宏在20年前就已發現這一苗頭。

“我們旗下許多藝人，不管是華裔還是巫裔會說他們有自己的錄音室，無論（規模）大小。”

越發簡便的錄製設備、門檻不高的發表平臺，讓懷抱著歌手夢同時又具備創作能力的人，不再需要如從前一般踏遍唱片公司的大門毛遂自薦以得到一紙合約，也能在家錄好歌曲，然後一鍵上傳到串流平臺，與世界各地的人們分享自己的音樂作品。

當然，沒有創作能力卻又想一圓歌手夢的人，依舊需要仰賴唱片公司，不過得更“獨立”。

何謂“獨立”呢？

“藝人得配合銷售專輯或者自行跑通告。”

他說，實際上如今很多歌手仍出實體專輯，最主要的原因是商演時有“商品”可以賣，而且往往歌手自己銷售的數量佔比可達到9成，比如在MCO期間開直播唱歌，火速走紅成為叔叔阿姨圈的“頂流”──張水蓉。

這背後的原因很無奈：因為許多唱片行、影音店倒閉了，這些實體專輯無處可賣。

版權為王，屹立不倒

歌手與唱片公司的關係已經產生質變，音樂商品從有形變無形，唱片公司的收入不免受到影響。所以本地很多唱片公司的規模日漸縮小，員工人數不斷縮減，有者縮減到15人、10人，甚至6人。

“只有我們南方還保持，我們還可以做到保留30至40個員工。”

不靠歌手和專輯為主要創收管道，那唱片公司的生存之道為何？

答案是：版權。

顏國宏直言，從生意的角度來說，最終他要的是歌曲的版權，這些才是唱片公司長期的被動收入。尤其是在知識產權日益受到重視且市場日漸規範的現在，只要有人在網上還在聽該公司版權在手的歌曲，包括新年歌，他們就能賺取收入。

他笑說，大約15年前，CD年代已經到了尾聲，本地一些唱片公司倒閉時，父親大手筆收購這些公司，連同歌曲版權和倉庫裡的存貨CD。

不曾想對“版權”一事毫無概念的父親卻無心插柳，無意中辦了件大事。

“我爸每次跟我講，他真的沒有想過版權有這樣重要，他以前只懂得買。”

他們曾以為音樂會不斷地被取代，其實音樂是雋永的，難以預料何時在何地又流行起來，比如費玉清1983年發行的《一剪梅》，在2021年的TikTok上突然爆紅，世界各地的人都能來上一句“雪花飄飄，北風蕭蕭”。

“我們有兩首歌在印尼被唱紅，現在很好玩的地方就是你不懂你的歌幾時被唱紅。也有一些馬來歌，我甚至不知道原來（版權）是我的，突然間在YouTube被用。”

換言之，任音樂的載體或介質如何變化，時代如何變遷，只要“版權在手，江山我有”。

相關報道：
【音樂產業／02】歌手欣彥／不放棄“傳統”，守住實體專輯僅存的江山
【音樂產業／03】黑膠復興，小眾市場火起來！

延伸閱讀：
【過年必須唱、一】賀歲歌曲“鼠”不盡
【過年必須唱、二】線上新年歌，開創視聽新格局
【過年必須唱、三】新年歌， 大馬專“鼠”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