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在我的記憶深處,就留著一個小小的地名:澄海樟林村。那是寫在信封上的一個地址。每年常會有幾封信是從那村子裡飛渡重洋,輕輕巧巧地飛到了我們家的信箱裡。父親每每收到寫著樟林村地址的來信,總會一邊蹙著眉頭,一邊卻帶著期待的心情用剪刀裁開封口,抽出封內的信紙,仔細地閱讀。
我不知信內到底寫些什麼,父親只教我認識“澄海樟林村”那5個字,而那5個字也被我的童騃遐想成神秘莫測的小小地圖,藏匿在那些我從信封上剪下的郵票之中。那些郵票有農民割稻圖、萬里長城、黃山、赤腳醫生和紅軍揮旗圖等等,色彩鮮明地不斷逗引著我張開想像的翅膀,飛入那遙不可及的迷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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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父親收到樟林村來信的那一天,總會擀麵煮起潮州薄面湯,那彷彿是對鄉愁的祭獻。扁薄的麵條放在鍋裡任熱水滾到浮起來時,再加上豬肝片和少許碎肉,最後撒上了一些剁細了的芹菜,清淡湯麵上,鮮翠瑩綠點點,面香氣從鍋裡一盪開,盛進小碗中,啜一口清湯,或吃一口薄面,就什麼愁也解了。
父親收到的那些信,後來不知為何全都給燒掉了。那時的許多事情,都在小孩心中被刻成了神秘的圖像,如煙如霧,總是無可解說。只有那一小碗又一小碗漂著細碎鮮綠芹菜的薄面湯,卻是記憶裡解饞中最美好的真實。所以澄海樟林村、潮批和薄面湯,自童年起,就已靜靜連結成我生命裡無法抹滅的印記。
有一次我問母親,樟林村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呢?走路去會多遠?因為之前我就看過隔鄰的一個失智阿嬤,老是喊說要走路回梅縣鬆口鎮,喊著喊著,突然就離家出走。等到被找回來時,卻已經是兩天後的事,家人說她走了很遠的路,最後是被警察帶了回來。母親聽後笑說:“樟林村在海的另一岸,很遠很遠,走路是無法抵達的,要搭飛機。”至於樟林村是怎樣的一個地方,母親沒去過,所以也無法回答。
父親卻幾乎不談樟林村的故事,也從來不曾提及他的童年事蹟,彷彿所有的過去,都被掐斷了一般,擱著一個淵遠的懸念,深深埋在心底。孩提時的我們不敢問,因此只能把一些疑問,硬是壓到柔軟的舌頭底下,及至很多年後,等到敢問而想問的年齡時,父親卻已過身多時了。
父不在,樟林村的信也不再寄來,但薄面湯仍在。在那悠久的年月,總常常在清明節時,仍由母親擀麵、壓成薄扁和下鍋。那蒸蒸騰騰的薄面湯餵養的,不是我們的鄉愁,而是對父親的思念。葬身在異鄉的父親,終究沒再回鄉,他選的墳頭是在某座高高的山上,以望鄉的方式,完成了他那回鄉的遺願。
父親過世後不久,我曾在他的書櫃中翻到了一本手抄詩集,以行書體書寫。其中有一首寫到樟林村和薄面湯的絕句,相當貼熨他的身世:“夜憶樟林岸邊村,海風吹夢到心園。此身遠若天涯近,薄面湯前老淚喧。”我不知他是在怎麼樣的境遇中寫下這首詩,但那詩裡瀰漫的鄉愁,卻是相當直擊人心的,尤其是對離鄉背井的人而言,文字裡的每一聲調,都帶著哽咽和幾許的無奈。我沒有父親的際遇,那兵荒馬亂中逃逸生死的慘酷經驗,在一次又一次的離鄉中,形成了難以痊癒的創傷感懷,然而在閱讀父親這首詩的當下,卻深知父親詩裡所承載的生命抑鬱重量,不是我所能承擔得起來的。
畢竟,上一代與下一代的人,總是隔著一層看不到的煙霾,像岸與岸的對望,因為遙遠,而模糊掉了身世。所以母親常開玩笑地說:“你們這一代人啊,已經越來越背祖忘宗了。但幸好還有你們愛吃的薄面湯,還能維繫著你們的心。但若是有一天,連我也不在了,沒有人為你們擀麵做湯,到時看來,大家也就應該散了了了。”
母親的笑話很快就被時間之風吹散,卻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版上。我想,總有一天我要代父親回到澄海樟林村去,看一看那從小就由父親教我念懂的5個字,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地方。而父親鄉愁升起處,其實就是我尋找火種的根源。
剛好2018年,世界古典詩詞大會在潮州舉行,我被邀請出席發表論文。因此趁開會之前,通過百度,我搜查上了樟林村的確切位址,輾轉了兩趟車,終於站到了村頭。這座位於河海交泊之處的明清古村落,是潮州紅頭船的航泊之地,許多潮州人都是從這裡入海漂洋,從此一去不再回來。包括我的父親。那時我站在夕陽之中,看著已經擱淺的河水潺潺流去,兩岸人家,門戶緊閉,燕子低低從屋簷前飛過,燕尾剪過些許的落泥塵意,增添了村落古樸的色影。
我不知童年的父親到底躲藏在哪一個窗戶之下,偷窺著一個旅人的回來,尋找他父親留在這裡的童年故事。而在這片荒荒歲月的古村裡,我似乎可以感覺到老年的父親也正在我身後跟來,並通過歷史記憶不斷回望,他在曩昔一路歡笑踏過的小巷板路。而老榕蒼蒼,在那樹下蕩著鞦韆的是他嗎?或是騎著單車撳著鈴聲遠去的身影,是他曾經遺落在這地方的身影?我就這麼的走過了這村落的八街六社,一些破落的宅院,一些破落的殘牆廢瓦,父親離開後七十多年的歲月,都全縮入了時間的石碑之上,陰刻成了風雨滄桑而褪掉了的文字。
我經過一排排古樸老房,那些石窗石門斑駁了每一道時間走過的故事,以及風聲在每一道磚與磚之間罅隙裡的迴響。而屬於父親的那一道罅隙呢?我從時間的罅隙窺望過去,卻見一個白髮蒼蒼的老祖母,在灶前,正在擀麵煮著一鍋熱騰騰的薄面湯,並以瘦弱的身體,駝著背,在歲月深處瞭望,等待那個騎著單車遠行的孩子,悄悄騎著單車的回來。那就像那棵在河岸邊百年老榕樹的守望,以年輪不斷旋轉的擠壓,而擠盡了一生瞭望的淚。
突然,從遙遠處我依稀聽到了潮聲的呼喝:“起帆了……”那麼飄渺,那麼零落。從落日裡,我似乎看到了父親在遠方,向我揮揮手,彷彿在說再見。
而從樟林村回到潮州,我突然很想吃一碗熱騰騰的薄面湯,尋訪了大街小巷,最後,卻找不到這樣的一個小吃。因此,從那一刻起,我告訴自己,回家後,我要跟母親好好學習如何擀麵,如何削作扁薄面,如何下鍋煮一碗真正父親味的薄面湯。
那是為了鄉愁,也是為了思念父親,更是為了我要重新認識自己,於那消失和尋索的過程中,慢慢去翻開父親走來的路,以及穿過身世的煙霧,找到一個有根有柢,上一代與下一代有所連續的故事,並從時間翻過去的另一頁,從頭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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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斗胆用身体在高速公路上行走的人,他一定是遇到了哪些麻烦,但我们多数把他们当成麻烦。时速120公里,突然眼前一大障碍物,方向盘左右闪避,干一大清早遇上这麻烦事。
马路就像保龄球球道,有车经过,它便兀自移动,但它从不移动。尽管如此,它总赠予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礼物——时而一粒滚动的头盔,时而一具扁烂的动物尸体、一个想死的女人。她怀着孩子,开着白色本田City,就在我每天开车回家的路上割颈自杀。
马路是一条悲伤的马路,所以我才会在那个早上遇见蜥蜴人。
拖拉着骨一般的身体,蜥蜴人出现在16区高速公路上。破洞的深褐色衣服与肤色相衬,脸颊瘦出了窟窿,头发披覆至背——如山鬼,也似野人。天还明晃晃,他是该死在这城市,还是生还自哪座深山?在这汹涌的马路,我往前,他也往前。他就用枝干般的身体穿过车龙,没人来得及鸣笛。
穿过他的瞬间,我清楚看见他的嘴巴。他在说很长很长的话,像必须念三天三夜的咒语。所以在那瞬间,我想他是疯子,才会赤脚走在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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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街道是虚幻的,而且夜晚比白天来得危险。只是整座城市的夜晚越来越暗了,工人在马路旁维修,但灯照不到他。
在那些阴暗处,我曾经见过夜晚的狸花。
熟悉的办公室楼下,狸花是一个陌生化的词语。办公室坐落于一个充满人烟的小区,对面是住宅,偶尔有猫走过。每天早晨上班遇见狸花,他都背着一个沉甸甸,破了几个小洞的黑色布袋。狸花的头发依旧像一篇语法全错的、语句不通的文章——乌漆麻黑的一整片,遮住了一半的脸,但脸的肤色也晒得几乎和头发一样的色度。于是在那全然浑浊的黑之中,狸花面目模糊,徒留一双眼白特别明亮的眼睛。
第一次遇见狸花,他只是很缓慢地从人家门前走过。那种慢,是生命还有很长但不知道接下来可以干嘛的慢;也像是管他的生命,今天要死也无妨。
几乎每天上班,狸花都会从相同地方,带着一样的躯干与行囊走来——没有遇到的话,永远是我不够准时。所以我才说他是狸花,猫一样的定点来到与离去,为这个地盘留下自己的气味。
而上班快半年,在这办公室小区混熟以后,我逐渐认识了三条街道的浪猫。很常午餐时间遇到其中的谁,都会蹲下来跟它们说话,但它们多数时候慵懒地摊睡在水泥地上。午后炽热,水泥地还留有些光影,浪猫会躺在影子之中。
当然,不是每一只浪浪都会对人的语言有所回应。它看到你,闻到你,听懂你,只是懒得回应。
有时我觉得它们其中一只,是变成人的狸花。满身的虱子、沙尘、汗、肤油、污垢凝成风霜,狸花走路不说话。
还可以与人对话的人,都把自己留给了他人。那些已经无法与人对话的,都把话留给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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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只身走上流浪汉收容中心那天,其实心里有点怕。那怕,比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蜥蜴人的那个瞬间来得低沉与绵长;但作为一名记者,尽管刚入行,我觉得怕比受伤更羞耻。
半山芭龙蛇混杂。下过雨的街道,像极了一条湿滑的鲶鱼,光溜溜、长条状的身子;偶有车灯打过,就像鱼在深海发光。
我去半山芭找的是一名姓梁的牧师,他说他在菜市尾端等我,楼上便是他的收容中心。他照顾无家者已经20年,我们通过两次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粗旷、市井、接地气,没有电视里牧师故作温柔的儒雅,反倒像半山芭哪个水果摊的龙头。直到见面那刻才发现,梁牧师比想像中还要矮小,像只马一样往下垂的脸上,有两条粗黑的眉毛。重点是,原来牧师不一定总是穿着黑色大袍。
教会的好心人捐出店面,梁牧师便负责打理。有床位,有饭盒与瓦片,早上醒来能到外头溜达,午餐时间一到又折返领饭,像极了一群放养的街猫。但他带我走上楼的那刻,推开门,也有百无聊赖的老人一动不动躺在床上。他看着你看他,此刻注视都变成讨价还价之物——我问梁牧师:“这样(闯)进来真的没关系吗?”他说:“有我在,不要紧。”
三楼白天不开灯。他用钥匙打开门锁,生锈铁门发出一阵咿呀——众人随即引头探看。在店铺的尽头,一束光温和地照进,梁牧师说那是他们放风的露台,刚吵过架的谁就在那头冷静。将领一般,他带着我巡视这20个床位——每人安排一样的橱柜、杯具、洗漱用品……谁彻夜未归,谁病死老死痛死白板上的床位名字便一把擦拭。汰换家常,那些名字都臣服于他,接受这规训,这监管与条例,才得以绑定一个床位。他是统治者,也是父亲,每个拜三的团契活动会陪他们唱歌。
但我总觉得,真正的将领之才不能有太多的爱,因为他们还要上战场。
偶尔会有政府官员沿着那条潮湿,堆满干货的梯道上来,有时梁牧师在,有时并不。他们说这里没有执照,收留无家可归者是非法行为。以安全隐患为由,一个店铺不能是家。
因而,没有家的人,都应该由政府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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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穿着制服的执法人员带着捕猎器,从卡车一跃而下。野猫自午睡中惊醒,卡车的引擎由远而近,穿过水泥与沟渠,轰隆轰隆,像一场惊雷暴雨正从远处缓缓逼近。没有家的人,都应该由政府监管——于是他们的武器,如巨大的扫把,把街道的左边至右边,前面至后面,一时半刻之内统统清扫干净。
“以安全隐患为由,他们必须被隔离”。仿佛一辆开往神秘岛屿的愚人船,把麻风病患者都驱赶至无人之处。因而,疯子有疯子的归宿,当他们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排他的部落。资本主义也汇聚成城市与高塔,在那俯瞰人世的高塔之下,相似的人依然会不由自主地相遇、聚合,并自以为安全。因此第一次在公路上遇到蜥蜴人,以及在办公室楼下遇见狸花,他们异化的服饰、行为,俨然我眼前一片白茫茫的刺点。强烈的害怕像一支发射的火箭来得极快,但也忽地消失于无垠之中。
细想之下,我畏惧的其实是那山鬼的形象,那我打从有了认知开始,便不曾光天化日下见过的留至腰际、打结交错的蓬头;以及像刷上黑油一般油亮的垢面。我甚至来不及去想,他们此时此刻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他们面临着问题,且不是拿着扫把到街上清扫就能解决。
一只老鼠被车碾过,尸体三天三夜都无人清理。它成了街道的隐喻。它要不是被马路吞去,也许就是被蜥蜴人或狸花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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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过几次罚单,暂停营业复又亮灯开灶。教会阿姨来煮大锅饭,喂养散居在半山芭附近街道的流浪者,那锅大得能把一个孩子煮熟。在大锅米饭煮熟的绵长时光中,梁牧师与执法人员也拉开了冗战——他们拉锯、僵持,最终双方都停留在原地。
“没有执照,不能营业。”
“我们没有营业,只是收留无家可归者。”
“他们应该去政府的收容中心。”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有屋瓦,我想蜥蜴人与狸花也是。
在高速公路遇到蜥蜴人那天,他似乎已经历了一场漫长的逃亡,仿佛被炽热的太阳追赶,穿过一大片野林与蒺藜,再跟着月亮的方向走,才狼狈地逃来这座钢骨森林。他到底有想去的地方吗?被逮捕到公立收容中心的流浪汉,他们仍会想方设法逃出来,再重新过上天地为家的日子。里面没有自由,里面的空气很闷热,梁牧师说——他们宁愿睡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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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是虚幻的。在街道形成之前,众人席地而坐;只是当人为泥地铺上石砖与水泥,人们便只能在街道上走。他们说,只有山里来的人才会当街坐着;只有疯子才会睡街上。
狸花是疯子吗?后来我才发现他不是。在熙熙攘攘的小食中心旁,街坊邻里立起了个大红色的拿督公龛,香火断断续续,初一十五会供奉发糕苹果。午餐时间,我都会从公司经过这条小路,走到后边的南洋咖啡店去。拿督公龛旁的树荫下搭起了个木棚子,时而停了几辆摩托,华人阿伯并肩坐着消耗时光。一只脚翘起来,一只肮脏的人字拖便掉落沙地;万宝路香烟袅袅,有一天我便见着狸花以相同的姿势坐在他们之间。
狸花正在与人说话。这一次我忍不住多瞅他两眼,瞅他黑色布袋里边装了些什么。瞅他蓬乱头发后的脸,瞅他那双特别明亮的眼睛。忽然,他看着我看他,那眼神间虽没有鄙意,也没有恶意,但不下两秒,我还是像个孬种一样假装把眼神飘往树上的翠鸟,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过。
像看鬼一样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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