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身分認同政治的框架下,政黨不需要在發展經濟方面取得亮眼的成績,也可以通過其他渠道,如滿足選民身分認同的需求而取勝。
在大馬,常有類似“專心搞經濟,別費時搞政治”的言論。雖然這說法無誤,但它可能忽略了經濟與政治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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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視人類為“理性經濟人”(Economic Man),在做決定時,它以個人利益做考量。個人利益與需求掛鉤,蘇格拉底把人類需求分為三類:原始(Primitive)、理性(Rational)和尊嚴(Themos)需求。
換言之,搞經濟者,除了要保持理性,還要了解人們對尊嚴的需求。尊嚴涉及人們的身分認同,它讓經濟學與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扯上了關係。
經濟學家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克蘭頓(Rachel Kranton)指出,為了得到身分認同,人類願意付出高昂的代價。
在加沙地帶,哈馬斯明知軍力不如以色列,仍然向以開戰。這看似非理性行為,但從身分認同角度看,這是為宗教與民族而戰,它合情合理。
對於國際社會而言,雙方停戰是最理性的選擇,但對於兩者而言,這也可能是一個完全不合理的要求。
據阿克洛夫和克蘭頓的研究,對於一個追求身分認同者,當他成為了某群體的一分子,遵守其行為準則將成為一個“必要”。在以巴衝突中,大馬自獨立以來,就加入了“挺巴陣營”。
至於美國,它是以色列最強大的後盾。十一月份,美國更立新法,制裁哈馬斯支持者。
表面上看,大馬政府的做法不符合經濟利益。但若考慮身分因素,在這個時候,若政府轉變立場,會影響我國在伊斯蘭世界,甚至在國際社會的聲譽,這不是沒有成本的選擇。
另一個研究結果顯示,當身分認同政治成為主流,政治領袖可以通過經濟政策之外的手段,作為政治武器。
在大馬的6州選舉中,儘管有許多言論質疑在野黨發展經濟的能力,並指出它們管理的州屬發展緩慢。但結果,在這些州屬,反對黨仍然橫掃大部分議席。
在身分認同政治的框架下,政黨不需要在發展經濟方面取得亮眼的成績,也可以通過其他渠道,如滿足選民身分認同的需求而取勝。
在《身分認同》(Identity)一書裡,作者提到以前民族國家注重為人民帶來自由。但在新時代,從德國到南非,它們的憲法都加入了維護人民尊嚴的元素。領袖除了要會“搞經濟”,還要懂得“搞尊嚴”。
雖然人們追求尊嚴,但有尊嚴,沒有經濟發展,國家也沒有未來。 畢竟,若人民的生計都難以維持,談論尊嚴又有何意義?以朝鮮為例,該國曾推崇“純血主義”,以此作為民族主義、優越感、對祖國的認同以及民族意識的推動力。
然而至今,朝鮮不僅未能實現國家富強的目標,反而變成了全球最被孤立的國家之一。俄羅斯總統普汀曾以蘇聯時代歷史,喚起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愛國情緒,但在他領導下,俄羅斯陷入連年戰事。
反觀中國,它前陣子因美國議長訪臺事件,與美方爭持不下。正當各國擔憂中國經濟下滑之際,中美領導人傳出將在美國舊金山會面的消息。西方媒體認為,這是兩國修補關係的一個機會。經濟發展能為民眾帶來財富,民族意識則有助於促進團結。政府要在這兩者之間尋求平衡,需要政治與經濟方面的智慧。
至於大馬力挺巴勒斯坦,部分人表達了一些理性的看法,比如大馬應該專注國事。有者認為,這些言論可能出自於非穆斯林不理解友族的民族與宗教情懷。但這裡還有一個可能性,發表言論者其實對友族的情懷錶示諒解,不過他們也不忘為自己與國家的未來著想。在走每一步之前,先衡量它為國家帶來的整體成本與收益。這是每一個“理性經濟人”需要做的事,人民如此,政府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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