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COEX現場聽臺灣有河Book店長詹正德談獨立書局，彷彿參與一場地下革命。四十幾個文藝愛好者齊聚前身為鐵廠的會場，動靜皆被柔和的橙黃燈光洩露出去。活動開始前，走在通往COEX會場的路，亦是一片黑黝黝，從大馬路轉折走入小巷子，首先見到冷冷清清的街角咖啡店，老安娣坐在“客似雲來”的匾額之下拔豆芽葉，再過去一點是塗著街頭塗鴉的鋅板，爬壁植物瘋長，最後低頭通過一扇低調的小門，方能進入COEX和島讀書店的文藝領土。
詹店長說，書局和在地風景必須相匹配，也可以相互影響和襯托。而書局內裡，更是另一片獨特的人文風景。一如他的有河Book，設立於二樓，遊人從其書店觀賞淡水河的絕景，相比起在底樓遊歷淡水河，其體驗是完全不同的（原話大概如此）。詹店長也在有河Book玩起了玻璃詩，一個個方塊字彷彿來自天際，詩人的靈光與天光於此交互閃現，同時相融。有景有詩，是為詹店長口中的“人文景觀”。“看見這些詩人親筆寫下的詩，甚至是可以改變人的一生的。”詹正德店長有點激動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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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男女的聖域
將視野拉回檳城，島讀書店的創立，也推動了島上的閱讀風氣。以前到Hin Bus Depot閒逛，總見靚麗、面容漾著笑意的女子推銷手作、綠色植物、首飾和精美書籤。草地上的人打著band，一眾都市男女斜躺懶椅滑手機，聽歌，偷閒。喬治市平日緊湊且了無生氣的市井氛圍，回春成為文藝男女的聖域。當時我念想著，既然作為文青聚集地，Hin Bus Depot也應該有一家書局入駐。
直到檳島文友提醒：“有啊，那裡有‘島讀’啊！但藏得比較後面，你得耐心找找才有。”終於在這座後花園，找到島讀這家有優質選書的書店，還在那裡和陳政欣老師辦了一場座談會。詹正德店長演講前3天，我還在主講人的位置分享新書，COEX的觀眾席是層層遞高的階級，在那裡聽或講，都彷彿回到古希臘聖哲演講的廣場。
位置變換，我成為聽眾，下望詹正德店長一個人談獨立書局的創立，困難和出路。偶爾出神環顧COEX會場——3盞鳥巢形的燈發散溫馨的氛圍，半透明布幕分開演講空間和辦公室，布幕之後，還有職員正在辦公。3盞鳥巢燈在布幕之後延伸成3排，彷彿無限空間的鏡像。
生活與閱讀共存，一直是我理想的生命狀態，也是我對每一座城市的期許。本次活動為系列講座的其中一場，由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部、季風帶馬來西亞合辦；島讀、廣日子協辦，為西海岸由北至南的閱讀人口捎來了臺灣的風、浪、霞照與好書。
以詹店長的話來說，這是“書店雷達”發揮了作用。他分享自己之所以創立有河2.0，是因為“偵測”到“士林以北，淡水以南”沒有書店。與其說是搶佔市場，不如說是一種服務態度。和城市規劃一樣，幾公里之內必須有消防局、警局、醫院、郵政局，一個地方要有優質書店，才是宜居之所在。詹正德店長如是說道：“如果你不知道要開怎樣的書店，不如想想你要在哪裡開書店。”
詹正德店長以小時候去過香港獨立書局“我有我角度”的經歷，聊起創立獨立書局的緣由。我們常說狂狷。狂，是無所不為；狷，則有所不為。詹店長的演講讓我知曉，獨立書局之所以獨立，是因為堅守著種種“有所不”原則。在臺灣獨立書局開始盛行前，他是第一個對作者、出版社、銷售通路，甚至是讀者都有所挑剔的店長。後來獨立書局蔚為現象，所以有了文化多樣性、社運基地、世代教育、在地公民培力等重大意義。
如今書價折扣戰愈發熾熱，獨立書局艱難前行，尋求出路。然而詹店長以一部癌末病者仍然堅持相愛的電影《生命中的美好缺憾》自勉，“以有限之身儘可能地追求無限”。他認為獨立書局也可以被閱讀。我認為，其中內容自然包括開店及運營的砥礪，不容於俗眾的精神，當然也有那些邂逅知音的妙事。
講座結束，走到停車場驚覺我在會場遺落了東西。快步跑回，取道同樣的路徑抵達COEX，原本就不多的人潮逐漸散去，只有詹店長、林韋地、漢霖店長等書店管理人還在聊著天。我和他們揮手道別，順便環顧入夜以後的Hin Bus Depot——全透明的馬來餐廳已經打烊，店員正在清理店面，而那個帥哥美女群聚的空間，迴歸寂靜，還原成為一座被人遺忘的舊巴士站，沒有手搖咖啡、沒有網美蛋糕、沒有潮牌T恤、沒有不插電樂團……島讀書店偏安一隅，獨立而不孤獨。
我打開那扇小鐵門，步出島讀和COEX的領地，彷彿走出小人國，島上巨大無比的城市建築再次將我重重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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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5年的夏季，槟城的街头巷尾再一次因偶戏而热闹非凡。第二届槟城偶戏节以“Tanah Air（坔）”为主题，两周的时间里，观众不仅能欣赏到传统与当代表演的精彩，也能参与讲座、文化对谈、偶戏体验工作坊和纪录片放映。在槟城的戏台上，来自马来西亚、台湾、新加坡、印尼的艺术家，共同讲述着一个跨越大洋的故事。那故事的核心，是木偶，是布袋戏，是偶戏在中国漳州的发源与在东南亚的延续。
偶戏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的木偶与“傀儡”出现在汉代，当时它常与祭祀仪式结合，是人们沟通天地与神灵的媒介。到了唐宋时期，偶戏逐渐走向市井，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此后，偶戏的发展日益多元，形成了提线、布袋、杖头与皮影等多种类型。其中，福建漳州的提线与布袋木偶尤为著名。漳州布袋戏在明清时期发展成熟，木偶雕刻精美，表演灵巧活泼，剧目丰富多样，成为布袋戏的典范。漳州提线木偶则因操纵细致入微而闻名，能够表现人物的复杂动作，被誉为“悬丝傀儡的高峰”。
正是这片土地孕育的偶戏，随着一代又一代闽南移民漂洋过海。17世纪以来，大批漳州、泉州人下南洋，落脚于今日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他们将布袋戏带入新的社会环境，使其成为庙会、庆典和社区活动中的重要部分。于是，偶戏不再只是中国的艺术，而是在新的土地上重获生命。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的布袋戏已在语言与族群上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如新加坡学者陈英杰所言，今日的Potehi表演语言往往包括客家话、潮州话、马来语、印尼语甚至英语，这使它的受众远远超越了华人社会。印尼学者 Jennifer Lindsay亦强调，Wayang Potehi在印尼已转向印尼语演出，如今在爪哇与泗水等地，操偶师越来越多是爪哇人，而不是华人。他们学习布袋戏的方式是通过口传与模仿，而语言多用印尼语，也成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更令人关注的是，操偶师的族群身分也在改变。在英国皇家中央与戏剧学院研究印尼的传统戏剧与偶戏的教授Matthew Cohen 指出，在印尼许多布袋戏班社中，操偶的青年已不再是华人，而是爪哇人或其他族裔，他们凭借兴趣与技艺延续传统。槟城的Ombak Potehi同样如此，团队中出现了非华人青年，他们用马来语或英语参与排练。这些现象表明，布袋戏已逐渐“去族裔化”，它不再是单一族群的艺术，而是东南亚多元社会的共同遗产。
跨文化的融合与新生
今年的槟城偶戏节，正是这一历史的集中再现。演出名单中既有槟城的“破浪布袋戏”、“Wak Long Music 8 Art Centre”、“铁枝帮”和“新金凤傀儡剧团”，“筱玉隆掌中班”也有来自印尼的Potehi Siauw Pek San、新加坡的猴纸剧坊，以及台湾的微笑念歌团。不同地域的布袋戏同台，既让人看到其共同的源头，又能体会到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发生的变化。这种并置不仅仅是艺术的对比，更是一段文化迁徙史的真实写照。偶戏从漳州出发，跨越海峡，经历移民、适应与再造，逐渐融入东南亚的多元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它既保留了闽南语唱念与木偶雕刻的传统，又不断吸收马来语、印尼语甚至英语，吸纳本土音乐与美学。于是，在东南亚土地上，我们看到的布袋戏，既是漳州的延续，也是槟城、爪哇与新加坡、台湾的创造。这种跨文化的融合，正是槟城偶戏节最动人的意义所在。
尤其本届节庆的“Tanah Air”主题。它的字面意思是“土地与家园”，而偶戏正好是理解这一主题的最佳媒介。对闽南移民而言，布袋戏是家乡记忆的延续；而在新的土地上，布袋戏又成为他们重新建立身分认同的工具。偶戏台前，观众不仅看到故事与人物，更看到文化与历史。每一次偶人的出场，都仿佛提醒人们：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如何在异乡扎根。
从庙堂到社区
同时，槟城偶戏节也展示了偶戏的未来。过去，偶戏常被视作“传统艺术”，被动地保存于庙堂或舞台。但在槟城，我们看到艺术家们的努力：他们将偶戏带入社区，将操偶工作坊开放给家庭与儿童，让年轻人通过亲手触碰木偶来理解传统。这样的努力，使偶戏不再只是怀旧的符号，而是成为一种“活的传统”。它能进入现代教育，能与新媒体结合，能与音乐、舞蹈乃至影像对话。这种转型意味着，偶戏的生命力并未衰退，反而正在新的环境中焕发。更重要的是，槟城偶戏节让我们意识到，偶戏不仅属于华人。它虽然源自漳州，却在跨越文化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多族群共享的艺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演出现场，不同族裔的观众聚集一堂，笑声与掌声不再分隔身分，而是共享审美与感动。偶戏，正如它所操纵的木偶线索一样，将不同的人们牵连在一起。
回顾历史，漳州的偶戏曾是中华戏剧艺术的巅峰之一；展望未来，它在槟城、新加坡与雅加达和各地的延续，已证明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遗产，而是会在流动与迁徙中获得新生。槟城偶戏节的舞台，正是这种文化再生的缩影。它让我们看见传统的力量，也让我们思考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在木偶的举手投足之间，我们不只看到了古老的漳州技艺，更看到了东南亚大地上人们的家园感与归属感。偶戏牵动的不只是舞台上的人物，它牵动的，是跨越大洋的文化脉络。槟城偶戏节因此不只是槟城的节日，它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一次深情的文化对话。
（作者简介：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影视导演系本科，伦敦大学皇家中央演讲与戏剧学院应用戏剧硕士，马来亚大学创意艺术系戏剧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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