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孤鸟／从“质本洁来还洁去”到“大团圆”──《谢师会》的人物重塑与改编

这个改动是编导重新塑造刘老师这个人物的必然结果。在剧中，李奕翰饰演的刘老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对学生谆谆善诱，引导他们认识、热爱中国文学、中华文化。但他在剧中面临的几件事的抉择方式，用剧中李国基的话来说就是“骗子”——默许校董干预校庆演出角色安排，让自己的儿子取代国基演出贾宝玉；认同学校开除瑞云，只因她参加“抗议华小高职委派不谙中文教师升任副校长”示威；不理因反稀土厂被政府对付向他求援的彭老师。剧中刘成了一个伪君子。但在小说里并不是这样。在此引述小说片段：

“《葬花吟》演出翌年，李光耀政府关闭南大，改制教育，华文中学在新加坡消失。刘老师与一批华教人士，组织起来陈情抗议。可是，在当政者强硬镇压的威胁下，人们很快便作鸟兽散。1987年，大马政府启动‘茅草行动’，关押大批华教活跃分子，有几位刘老师的旧时战友受到牵连。刘老师在长堤南端奔走，设法营救。然而，新政府不欲干涉马国内政，稍具影响力的民间人士，如陈董事，皆选择明哲保身。60年代的左派斗士，老的老，被流放的被流放，剩下的几个都已经妥协，或归隐，或被安置在优渥的职位上。他曾经景仰的长辈，没有一个愿意去踩这滩浑水。”

对刘老师的“指摘”，小说与戏剧唯一重合的只有：默许校董儿子取代国基演出贾宝玉。

岔一下题稍加说明：小说中的故事地点是新加坡，戏剧改编为吉隆坡。这个变更虽无伤大雅，不影响主题意义的阐发，但是小说的另一主题——对华文华语、中华文化的内涵在这一代人的眼前走向式微没落的哀痛，在戏剧里也就轻轻带过了。但本文重点要讨论的是：戏剧人物的重塑，对作品主题产生的影响。

回到小说的刘老师，作者对他的“评语”是：什么事都办不成。但作者给他的更多是同情，因为：时也，命也。所以，我们无法苛责，最多只说他能力不足。只是来到戏剧，安排刘老师站队冲突的另一方，或不积极维护正义，不帮自己人，虽可以从其身分立场去理解其中的不得已，不至于定义为反面人物，却也有点儿那个意思了。这当中的其中一项：对“不帮”的指责，就很难说服人了——彭老师要求刘帮他在学校复印抗议传单，稍有理性的人都会拒绝吧？

淡化原著的深刻主题

但我们理解戏剧的改编自有其选择根据及其逻辑。例如要求场景的集中、制造戏剧性与戏剧张力追求冲突的尖锐性。按导演的说法，是戏来到这个阶段，需要一场“交锋”来一次性化解整个戏的悬念（矛盾冲突），因此就让刘李来一次“决斗“了。只是这样的选择——对刘老师的重塑，结果是淡化了原著的更为深刻的主题意涵与哀伤情调。

另外，戏剧与小说对20年后“两拨”人物的处理有所不同。小说的“两拨人”，一拨是刘老师、国基、小慧，（还有死去的瑞云与说着瑞云故事的“薛宝钗”）；另一拨是以“贾宝玉”为中心的其余人。这样的安排凸显了作者的爱憎，也为小说带来近似《红楼梦》结局的那种悲凉感——即便接下来的尾声安排了一抹暖色调，让“阑珊的灯火，温柔地撒在他们（国基与小慧）身上。”而戏剧的处理，就是上文提到的“大团圆”。鲁迅曾说:“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这里不去讨论一般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好坏，只是想谈本剧大团圆结局的意义。让人没想到原著小说避开的，在戏剧里却把它圆了。这样做带来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就是稀释了戏剧的悲剧性。关于道歉：有观众认为那个时代的老师不会道歉。而编导的解释是：老师为了大是大非可放下尊严向学生道歉，这凸显了刘与别的同代老师不同。我的看法则是道歉与否，对人物性格方面都可以自圆其说，但“道歉”这一动作对作品的第二主题：对中华文化式微没落的伤痛，却是伤口上撒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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