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孤鳥／從“質本潔來還潔去”到“大團圓”──《謝師會》的人物重塑與改編

這個改動是編導重新塑造劉老師這個人物的必然結果。在劇中，李奕翰飾演的劉老師是什麼樣的人呢？他對學生諄諄善誘，引導他們認識、熱愛中國文學、中華文化。但他在劇中面臨的幾件事的抉擇方式，用劇中李國基的話來說就是“騙子”——默許校董干預校慶演出角色安排，讓自己的兒子取代國基演出賈寶玉；認同學校開除瑞雲，只因她參加“抗議華小高職委派不諳中文教師升任副校長”示威；不理因反稀土廠被政府對付向他求援的彭老師。劇中劉成了一個偽君子。但在小說裡並不是這樣。在此引述小說片段：

“《葬花吟》演出翌年，李光耀政府關閉南大，改制教育，華文中學在新加坡消失。劉老師與一批華教人士，組織起來陳情抗議。可是，在當政者強硬鎮壓的威脅下，人們很快便作鳥獸散。1987年，大馬政府啟動‘茅草行動’，關押大批華教活躍分子，有幾位劉老師的舊時戰友受到牽連。劉老師在長堤南端奔走，設法營救。然而，新政府不欲干涉馬國內政，稍具影響力的民間人士，如陳董事，皆選擇明哲保身。60年代的左派鬥士，老的老，被流放的被流放，剩下的幾個都已經妥協，或歸隱，或被安置在優渥的職位上。他曾經景仰的長輩，沒有一個願意去踩這灘渾水。”

對劉老師的“指摘”，小說與戲劇唯一重合的只有：默許校董兒子取代國基演出賈寶玉。

岔一下題稍加說明：小說中的故事地點是新加坡，戲劇改編為吉隆坡。這個變更雖無傷大雅，不影響主題意義的闡發，但是小說的另一主題——對華文華語、中華文化的內涵在這一代人的眼前走向式微沒落的哀痛，在戲劇裡也就輕輕帶過了。但本文重點要討論的是：戲劇人物的重塑，對作品主題產生的影響。

回到小說的劉老師，作者對他的“評語”是：什麼事都辦不成。但作者給他的更多是同情，因為：時也，命也。所以，我們無法苛責，最多隻說他能力不足。只是來到戲劇，安排劉老師站隊衝突的另一方，或不積極維護正義，不幫自己人，雖可以從其身分立場去理解其中的不得已，不至於定義為反面人物，卻也有點兒那個意思了。這當中的其中一項：對“不幫”的指責，就很難說服人了——彭老師要求劉幫他在學校複印抗議傳單，稍有理性的人都會拒絕吧？

淡化原著的深刻主題

但我們理解戲劇的改編自有其選擇根據及其邏輯。例如要求場景的集中、製造戲劇性與戲劇張力追求衝突的尖銳性。按導演的說法，是戲來到這個階段，需要一場“交鋒”來一次性化解整個戲的懸念（矛盾衝突），因此就讓劉李來一次“決鬥“了。只是這樣的選擇——對劉老師的重塑，結果是淡化了原著的更為深刻的主題意涵與哀傷情調。

另外，戲劇與小說對20年後“兩撥”人物的處理有所不同。小說的“兩撥人”，一撥是劉老師、國基、小慧，（還有死去的瑞雲與說著瑞雲故事的“薛寶釵”）；另一撥是以“賈寶玉”為中心的其餘人。這樣的安排凸顯了作者的愛憎，也為小說帶來近似《紅樓夢》結局的那種悲涼感——即便接下來的尾聲安排了一抹暖色調，讓“闌珊的燈火，溫柔地撒在他們（國基與小慧）身上。”而戲劇的處理，就是上文提到的“大團圓”。魯迅曾說:“中國人的心理，是很喜歡團圓的……凡是歷史上不團圓的，在小說裡往往給他團圓。”這裡不去討論一般戲劇大團圓結局的好壞，只是想談本劇大團圓結局的意義。讓人沒想到原著小說避開的，在戲劇裡卻把它圓了。這樣做帶來的問題是什麼？我覺得就是稀釋了戲劇的悲劇性。關於道歉：有觀眾認為那個時代的老師不會道歉。而編導的解釋是：老師為了大是大非可放下尊嚴向學生道歉，這凸顯了劉與別的同代老師不同。我的看法則是道歉與否，對人物性格方面都可以自圓其說，但“道歉”這一動作對作品的第二主題：對中華文化式微沒落的傷痛，卻是傷口上撒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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