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某夜,忽聞老同學丁父憂,從澳洲趕回來奔喪。我們小學和高中都同過班,彼此也同住一個花園,他生於新山老潮人天主教家庭,而我也有一半的新山潮人血統,又同是為食之徒,對新山的粿條仔頗見執著。猶記得高中的時候,心血來潮,由他開著老威拉,幾個吃貨繞行新山,在沒有智能手機衛星導航的時代,尋訪大街小巷,一天內從早到晚,吃遍四五家粿條仔,實現少年不瘋魔不成活的粿條仔巡禮。
20年過去,粿條仔在新山不減反增,租擁店面專營者不下10間,食肆檔口更不計其數,在大馬華人美食版圖上,儼然是一座粿條仔之城,且沒有之一。究其成因,或許有人會直覺地以新山昔日乃“小汕頭”,潮州人居多,潮汕飲食文化影響頗深,造就粿條仔的一地風行。然而這卻無法輕鬆解釋為何偏偏僅以粿條仔一枝獨秀,其他潮州小吃卻未能共襄盛舉,潮州菜館更加凋零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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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歷史的人,通常不滿足於靜態陳述,反而熱衷於解釋變遷。在新山粿條仔的故事裡,既有味覺的變遷,也有城市的變遷,過程一明一暗,交織成戲。一般相信,粿條仔的原型來自另一種潮汕小吃——粿雜,類似潮式滷味,區別在於粿雜的主食是一種米制寬粉(粿片),而粿條仔則一般採用較窄身的米制麵條(粿條)。吃法方面,粿雜習慣上會將滷味及滷汁澆置在粿雜上;而粿條仔則會備置一鍋滷水高湯,搭配燙熟的粿條,形同湯粉,而滷味則另置於小碟中作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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粿條仔的擴張版圖
粿條仔出現在新山,目前最早可追溯至戰後初期,據說是老字號“阿蛋”張正和夫婦受新加坡粿雜的啟發,加上本身會製作粿條米粉,於是將兩者相結合,創造出“粿條仔”的吃法。早期的粿條仔屬於便宜地道的街頭美食,滷味裡鮮少有肉,幾乎都是內臟與豆腐雞蛋之類,但味道鹹香,又富內臟油脂,吃不飽還可以加碗粿條,嫌滷味太膩,還可以搭配特製的辣椒醬中和解膩兼提味,除非你不吃豬肉討厭內臟,否則堪稱面面俱到無懈可擊。
由於粿條仔烹煮門檻不高,繼阿蛋之後,新山又陸續出現一兩家粿條仔,營業方式和範圍依舊是位於市區的後巷或市場熟食攤。但很快隨著1960年代新山周邊地區開始工業化。老同學蒙主恩召的父親享壽八旬,20歲出頭便加入消防隊,據說同期隊友都在一次次的工業區火警中殉職殆盡,唯有他活下來,40歲便獲准榮休,領了40年的公務員退休俸。
無論如何,新興工業區紛紛建立,外地人口開始越來越多流入新山地區工作謀生,再加上1960年代末英澳駐軍撤離,造成新山市郊的“花園”住宅房地產過剩,取而代之的是原本的市區人口以及外來人口遷入其中,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這些花園住宅區也開始出現粿條仔攤販,即粿條仔版圖的二次擴張。1990年代,立百病毒爆發,人人談豬色變,粿條仔行業裡有人開始改為主打滷鴨,竟殺出一條新路,讓原本與鴨無關的粿條仔從此多了一味;而豬鴨滷水不同,也讓有滷鴨的粿條仔湯汁中多了一股“藥材味”,進而令粿條仔與藥材產生魂結。然而,這些味道與食材的變化,其實進一步擴大了粿條仔的受眾人群,也降低了入行門檻,觸發粿條仔版圖的第三次擴張。而近10年來,隨著新媒體的推波助瀾,各種“必吃”、“十大”、“新山”美食介紹、探店及信息推送,進一步強化粿條仔的在地屬性,作為地方特色美食,打卡拍照便是必須,並在新幣及外部市場的推拉效應下,開始粿條仔版圖的第四次、也是首次跨地域的觀念擴張。
身為土生土長新山人,粿條仔是童年記憶與少年瘋魔,奈何昔日的平價美食現已成金,而人近中年,三高隨行,面對鹹香油辣,欲試還休。白日夢間,倒也想學學梁山好漢,打二角好酒、切兩斤熟牛肉的豪氣。前陣冒雨覓食,碰上臨收攤的粿條仔,林沖暫歇山神廟,一杯少冰菊花,三兩內臟粉腸,兩口黑湯下肚,鹹香油辣不如過往,長嘆道,卻是邊城市井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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