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家林懷民／別離雲門 樂享雲淡風輕
11月初，誠品生活吉隆坡店有些不一樣。在例行舉辦講座的誠品forum處，黑幕圍繞。除了入口處滲入的光，泛黃的燈光是現場光亮的唯一來源。原有的舞臺挪走，改為能讓人席地而坐的墊子；靠後座位的高度特別經過調整，只為確保所有人都能看到最前方的投影幕。
下午2時，雲門舞集的創辦人林懷民，身穿黑色T恤、披著白色外套準時出現。而將誠品打造成臨時劇場的想法，毫無意外地，便是出自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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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3年，我就覺得耍廢就好了。開封后， 在捷運有個先生看到我，很小心地走來我前面說 ‘林老師對不起，你的肚子不能再大了’。我站起來和他道謝，因為他也是擔心身材影響我的形象，不大好。”
語畢，現場無人不被這樣的對白逗樂。林懷民用專屬的幽默，拉近與觀眾的距離，開始了題為“鄉下孩子江湖行林懷民談雲門歲月”的演講。
熟悉雲門舞集，熟悉他的人，對這樣“親民之 道”不陌生。
報道：本刊 陳星彤
攝影：本報 黃冰冰
那是演講前的兩個星期。即便正在訪談的對象是一名資歷尚淺的記者，林懷民宛如日常裡的鄰家老爺爺般，隔著屏幕，抽起一根菸，緩緩地說起雲門舞集的過往與他退休後的現在。
2019年退休的林懷民，屢屢強調不再管事。但對於幾乎投入半輩子的雲門舞集，但凡需要他，他都會出現。剛參與臺灣台東“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回來的他，正在淡水的住家收拾行李，準備前往下個城市。
今年是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的15週年，恰好是距離講述臺灣先民渡海來臺打拼的舞作——《薪傳》首演的第45個年頭。
“《薪傳》中有一段演的是秋收的場景——‘耕種與豐收’，我覺得交給小朋友在池上的稻田跳非常好。他們最小的只有9歲，最大的只有13歲。雖然沒有受過專業的舞蹈訓練，但16個人跳起來很認真，非常可愛。”
而對池上的民眾而言，這支經典的舞作由孩子們演繹具有傳承的精神，意義更為重大。“小朋友的長輩、爸爸媽媽都是這裡的拓荒者，看見第三代或第四代在臺上跳舞，他們看了覺得好感動。”不禁讓人回望1973年之時，林懷民創立雲門舞集的兩大期盼。
“第一、編出屬於臺灣文化的舞蹈；第二，將校園的學生、社區和偏遠地區的人作為演出對象。因此，當時的雲門舞集並未有任何美學的主張，我希望舞蹈是通往社會的一個橋樑。”正是在這樣的想法之下，林懷民這才創立了雲門舞集、臺灣第一個職業舞蹈團。
“棄文從舞”
然而，雖然帶領一個職業舞團走了接近50載，林懷民對外始終強調“自己不會跳舞”。
在成為一名編舞家以前，林懷民更為人熟知的是作家的身分。1969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說《蟬》，讓他成為臺北文壇備受注目的作家。問起“棄文從舞”的理由，他認為離不開大環境的影響。在當時，臺灣社會處於戒嚴狀態，思想言論自由受到鉗制。
“不能想、不能說、不能做”，他這樣形容。
就在大學畢業後，林懷民到美國深造小說創作碩士學位，從外面的世界，他感受到變化。
“那是70年代，年輕人都在忙學運，和90年代後的年輕人都想要賺錢不一樣。全世界從巴黎到紐約、芝加哥、柏克萊、東京，所有地方的年輕人都提出他們的看法。”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同意成立美國和平青年團，到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提供醫療、建築等服務。
“人家說‘公而忘私’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這個時候就好像有一點（和我）契合的東西（出現），但我還沒想到我自己。”直到有一次，林懷民在美國圖書館看到中國《人民畫報》內“赤腳醫生”的文宣。
一群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為醫療設施落後的偏鄉地區的農民服務，“比起一直給錢幫忙，但這些錢時間到就用完了、不見了，很多事情都沒有改善 。所以‘自己改善自己’，我認為是最好的方法 。”
雲門舞集的誕生
1971年10月25日，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遭逐出參與創始的聯合國；1972年，美國宣佈將釣魚臺“管理權”交給日本政府。牽引臺灣時局大事接二連三發生，遠在美國的林懷民，也曾走上他鄉的街頭抗議。
“我最終回來臺灣，因為在‘海外指點江山’是沒有道理的。”
他先是回到母校政治大學授課，在美國修習現代舞的背景，讓他在因緣際會下也教了跳舞。當時尚未有正式的本土舞團，所以林懷民便想說“自己創吧”，雲門舞集這才誕生。
“我太想和這個社會有鏈接，舞蹈便是這個橋樑。”他接著感嘆：“年輕的時候瘋瘋的，那時完全不會跳什麼舞，也沒有編過什麼舞，糊里糊塗做這個事。那時絕對沒有想說，要到世界去演出，也不曉得明年會變成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1973年，雲門舞集在中山堂首次演出，現場3000個座位全數賣光。
面對好評如潮，本該歡喜，但對當時並未有編舞經驗的林懷民來說，更多的是壓力。借酒消愁的日子不少，但他揹負著養活舞者的責任，所以得硬著頭皮做下去。
“因為我要發薪水給舞者，很多家庭（要養）。”他說。
社會進步牽動雲門成就
無論是歷經休團重整、排練場發生火災、經費不足等問題，雲門舞集一路走來不易。但憑著一股衝勁，累計超過100支舞作。表演從海外回到臺灣各縣市的文化中心、學校禮堂演出，深受國際和本土居民的喜愛。
雲門舞集取得空前絕後的如是成就，林懷民認為離不開臺灣社會經濟和思想成長。
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令，兩年後誠品書店開幕。
1995年，臺灣第一古典音樂——愛樂電臺開臺。
1996年，臺北捷運開跑。
“當臺灣經濟、社會開始進步，人們開始尊敬愛好藝術，於是有了需求。”雲門舞集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延續到今天，走過了半個世紀。
“我到了1982年才買了錄像機，開始看一些舞蹈的片子。那時候一支舞、一本書要搞很久，因為你沒有那麼多。今天所有的一切上網都有，大家變得不大珍惜，這個也變成你的書，出版業就比較辛苦。”換作現在，任誰要復刻雲門舞集的成就都非易事。
“人聚集才有民主”
冠病疫情結束，為了欣賞雲門舞集的演出，戶外表演場所再次人群簇擁。
“去年夏天，廣場上擠滿3萬人，我們看了都覺得好感動，大家多久沒這樣在一起了。”
原以為林懷民的感動，是指舞者與觀眾互動的“現場感”迴歸。他連忙搖搖頭，“不是的，人原本就該在一起。有了手機、互聯網後，每個人都只顧自己。你不曉得隔壁住誰，可謂‘天涯若比鄰，比鄰若天涯’。”
他表示雲門舞集走入社區，在民眾間表演，只不過還原了最早以前“野臺戲”的看劇習慣，“野臺戲是我們小時候常常看到，你不到電影院，而是在廟前、廣場前看戲。後來西方的東西進來了後，那個東西不見了，我想馬來西亞也一樣。”
人群重聚，社區廣場上再次成為人與人間討論甚至辯論的場所，林懷民說：“有人聚集的地方才會出現民主。就好比選舉沒有經過討論、聚會，那是辦不到的。”他重申，一個舞團無法創造時代的潮流。反之，雲門舞集能在這個時代裡有小小的貢獻，林懷民多番將幸運掛在嘴邊，“我覺得很幸運，可以和臺灣社會一起成長。”
將人生經歷編成書
卸下雲門舞集藝術總監的崗位，林懷民去年重返作家身分出版《激流與倒影》。
書中收錄25篇散文，記載了他人生的歷程與內心情感。問起為何萌生出書的念頭，他說因應臺灣時報出版社編輯的邀約。他進一步笑著分享出書的幕後故事，“原本編了兩本，我就說沒有人要買兩本，得抽掉一本，但編輯就說不要，後來他都要哭了。”
《激流與倒影》出版後，去年獲得多項文學獎。林懷民本人都為此感到意外，直呼“嚇一跳”。但是否有重新執筆當作家的意願，林懷民卻是連說了3次“沒有”。
“當我想起一個idea的時候，再來要怎麼辦，我就不知道了。然後Google又告訴我注音錯了，所以我又要重新找字。”此外，隨著年紀漸長，每逢抓起筆寫字，寫的多是悼念死去好友的文章。
“最近，作曲家許博允先生過世了，我寫信寄到臺灣《聯合報》說‘我向你擔保，這是最後一篇掉唸的文字’。所以我想，我大概不會再努力去寫什麼了。”
後記“老師，我很好奇你如何看待老去？” “老去……”停頓了一會，林懷民若有所思地接著說，“老去是一個不好的事情……最近常常在參加告別式。” 而面對老去，“整理房子”是他目前最想專注的事。無論該丟的、該捐的，抑或該留下的，他強調都必須清楚列明白，只為不麻煩後人。 “我不希望我留下來的一堆東西，人家不曉得怎麼處理。像我爸爸媽媽走了以後，他們的東西，我們大概用了六七年都還在整理。”談到生死，即便隔著熒幕，氣氛帶點感傷，林懷民卻說得坦然。 “就像我住在淡水河邊的房子，死後會捐給雲門，讓藝術家可以在這裡畫畫，玩音樂……一旦整理完了，我隨時就可以走。”他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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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在脸书上惊悉新加坡前辈作家怀鹰（李承璋）已于2024年11月26日清晨安详去世，享年74岁。
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我和仍在南大修读数学系的田土（陈振汉，已故）因喜欢写作，三不五时投稿到各报刊杂志，如《星洲日报·青年园地》《南洋商报·青年文艺》及当时的新加坡刊物如《建设》《笔端》《青年文艺》等。
有一天，田土对我说，有一位《青年文艺》杂志编辑李成章（当时的名字）想从新加坡进来，到我们居住的小镇K城找我们。
到约定的当天，在车站看到有两位年轻人从巴士上下来。我和田土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应该是他们吧？
果不其然，他们走到我们面前自我介绍，并问我们是不是红桦和田土？因到了午餐时间，我们很快熟络地到我家附近的面档“捞半餐”先解决肚子的问题。
李承璋的个子和我们一样高，看起来比我年轻，后来我悄悄问他，果然比我小3岁。另一位因日子比较久远，忘了是谁，可能是崇汉吧？个子比较瘦削比较高。因为有共同的话题，我们言谈甚欢，后来我们带他们去小镇和新村逛逛，并介绍两个同学朱也山和张志权给他们认识。
一直到了傍晚，他们才尽兴告别回新加坡，临走时承璋还说如果下次来，要我们安排去26哩的加拉巴沙威跑跑，因听说那里有很多种菜人家，他想体验生活，充实自己。
之后我和田土常到新加坡去交流，拜访承璋在组屋底层的住家（忘了是在什么地区），也曾去大巴窑，红山、杨厝港等地聚会学习，从而认识一些有共同爱好，共同兴趣，以写作为使命的如高水明、崇汉、吴登等热爱文艺的青年。
稍后的几年，我因被当局限制居住在小镇，不可离开住家方圆20里的范围，有一段时间不再踏入新加坡。当时还没有手机互联网可以像现在这样方便，因此渐渐地比较少联系了。
遇到不平事一定会直说
在1971年及1972年，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了我的两本书：新诗集《幸福在哪儿？》和短篇小说集《盼望》。有一天，在新加坡工作的大哥从新加坡回来时递给我一份当地的报纸副刊，告诉我，有一位作者（已忘记大名）洋洋洒洒用了整版篇幅批评拙作小说的不足和各种不恰当及错误的写法。
后来我私询承璋关于这件事，他说他也有注意到，但他不赞同该作者的看法。他还鼓励我继续创作、继续加油、继续努力。要我不断地鞭策自己，更不要颓丧、不要放弃写作。我很感激他，在我失落的时候为我指点迷津，感觉他像一盏明灯为我照亮前进的道路和方向。
后来有朋友告诉我，吉隆坡的前辈作家陈雪风也曾在《南洋商报》副刊发表鸿文替我辩解，可惜我找不到他的原文。
光阴荏苒，经过好一段日子之后，有一次在新广连续剧的片末，快速向上流动的字幕上，赫然发现有他的名字，才知道他已经当上编剧了。偶尔还在某某剧中看见他的身影：匆匆忙忙地走入电梯、走在路上、在巴士站上等车……原来他还是茄哩啡（ carry film）客串扮演路人甲、路人乙呢！
很快的来到这个科技发达，可以快速又方便在互联网传送讯息的时代。他和朋友创设了“四海，文学雅会”网站。他的作品通过脸书、微信迅速广泛地被传播传递，我也从而知道更多有关他的消息：他坚持写作，勤于写作，几十年来如一日，从不言放弃，也乐于提携和指点教导后进，受到广大读者的尊敬和爱戴，都尊称他为老师、前辈。他的惊人毅力和创作力也让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的作家：出版了39部大作，在国内外共获得28个文学奖项。他在新传媒服务了14年，也曾任联合早报电子报编辑。
新加坡诗人语凡说， 怀鹰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刚正不阿，有话直说，遇到不平事一定会抒发感情。
半年前蒙怀鹰讬文友宋铭给我送来一部洋洋洒洒长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长夜》，让我欣喜万分，爱不释手。
得悉他逝世的噩耗，如今抚摸这本他费尽心思（历经前后约47年修改才定稿1973-2020）完成的巨着，回想五十多年以来和他的交往，不胜唏嘘感慨！
附上怀鹰〈遗诗〉（只录前段和后段）——
我带了两袖清风来
在辽阔的天空驰骋
我已启程了
你会在繁花盛开的彼岸
等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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