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家林懷民／別離雲門 樂享雲淡風輕

2019年退休的林懷民，屢屢強調不再管事。但對於幾乎投入半輩子的雲門舞集，但凡需要他，他都會出現。剛參與臺灣台東“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回來的他，正在淡水的住家收拾行李，準備前往下個城市。

今年是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的15週年，恰好是距離講述臺灣先民渡海來臺打拼的舞作——《薪傳》首演的第45個年頭。

“《薪傳》中有一段演的是秋收的場景——‘耕種與豐收’，我覺得交給小朋友在池上的稻田跳非常好。他們最小的只有9歲，最大的只有13歲。雖然沒有受過專業的舞蹈訓練，但16個人跳起來很認真，非常可愛。”

而對池上的民眾而言，這支經典的舞作由孩子們演繹具有傳承的精神，意義更為重大。“小朋友的長輩、爸爸媽媽都是這裡的拓荒者，看見第三代或第四代在臺上跳舞，他們看了覺得好感動。”不禁讓人回望1973年之時，林懷民創立雲門舞集的兩大期盼。

“第一、編出屬於臺灣文化的舞蹈；第二，將校園的學生、社區和偏遠地區的人作為演出對象。因此，當時的雲門舞集並未有任何美學的主張，我希望舞蹈是通往社會的一個橋樑。”正是在這樣的想法之下，林懷民這才創立了雲門舞集、臺灣第一個職業舞蹈團。

“棄文從舞”

然而，雖然帶領一個職業舞團走了接近50載，林懷民對外始終強調“自己不會跳舞”。

在成為一名編舞家以前，林懷民更為人熟知的是作家的身分。1969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說《蟬》，讓他成為臺北文壇備受注目的作家。問起“棄文從舞”的理由，他認為離不開大環境的影響。在當時，臺灣社會處於戒嚴狀態，思想言論自由受到鉗制。

“不能想、不能說、不能做”，他這樣形容。

就在大學畢業後，林懷民到美國深造小說創作碩士學位，從外面的世界，他感受到變化。

“那是70年代，年輕人都在忙學運，和90年代後的年輕人都想要賺錢不一樣。全世界從巴黎到紐約、芝加哥、柏克萊、東京，所有地方的年輕人都提出他們的看法。”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同意成立美國和平青年團，到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提供醫療、建築等服務。

“人家說‘公而忘私’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這個時候就好像有一點（和我）契合的東西（出現），但我還沒想到我自己。”直到有一次，林懷民在美國圖書館看到中國《人民畫報》內“赤腳醫生”的文宣。

一群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為醫療設施落後的偏鄉地區的農民服務，“比起一直給錢幫忙，但這些錢時間到就用完了、不見了，很多事情都沒有改善 。所以‘自己改善自己’，我認為是最好的方法 。”

雲門舞集的誕生

1971年10月25日，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遭逐出參與創始的聯合國；1972年，美國宣佈將釣魚臺“管理權”交給日本政府。牽引臺灣時局大事接二連三發生，遠在美國的林懷民，也曾走上他鄉的街頭抗議。

“我最終回來臺灣，因為在‘海外指點江山’是沒有道理的。”

他先是回到母校政治大學授課，在美國修習現代舞的背景，讓他在因緣際會下也教了跳舞。當時尚未有正式的本土舞團，所以林懷民便想說“自己創吧”，雲門舞集這才誕生。

“我太想和這個社會有鏈接，舞蹈便是這個橋樑。”他接著感嘆：“年輕的時候瘋瘋的，那時完全不會跳什麼舞，也沒有編過什麼舞，糊里糊塗做這個事。那時絕對沒有想說，要到世界去演出，也不曉得明年會變成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1973年，雲門舞集在中山堂首次演出，現場3000個座位全數賣光。

面對好評如潮，本該歡喜，但對當時並未有編舞經驗的林懷民來說，更多的是壓力。借酒消愁的日子不少，但他揹負著養活舞者的責任，所以得硬著頭皮做下去。

“因為我要發薪水給舞者，很多家庭（要養）。”他說。

社會進步牽動雲門成就

無論是歷經休團重整、排練場發生火災、經費不足等問題，雲門舞集一路走來不易。但憑著一股衝勁，累計超過100支舞作。表演從海外回到臺灣各縣市的文化中心、學校禮堂演出，深受國際和本土居民的喜愛。

雲門舞集取得空前絕後的如是成就，林懷民認為離不開臺灣社會經濟和思想成長。

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令，兩年後誠品書店開幕。

1995年，臺灣第一古典音樂——愛樂電臺開臺。

1996年，臺北捷運開跑。

“當臺灣經濟、社會開始進步，人們開始尊敬愛好藝術，於是有了需求。”雲門舞集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延續到今天，走過了半個世紀。

“我到了1982年才買了錄像機，開始看一些舞蹈的片子。那時候一支舞、一本書要搞很久，因為你沒有那麼多。今天所有的一切上網都有，大家變得不大珍惜，這個也變成你的書，出版業就比較辛苦。”換作現在，任誰要復刻雲門舞集的成就都非易事。

“人聚集才有民主”

冠病疫情結束，為了欣賞雲門舞集的演出，戶外表演場所再次人群簇擁。

“去年夏天，廣場上擠滿3萬人，我們看了都覺得好感動，大家多久沒這樣在一起了。”

原以為林懷民的感動，是指舞者與觀眾互動的“現場感”迴歸。他連忙搖搖頭，“不是的，人原本就該在一起。有了手機、互聯網後，每個人都只顧自己。你不曉得隔壁住誰，可謂‘天涯若比鄰，比鄰若天涯’。”

他表示雲門舞集走入社區，在民眾間表演，只不過還原了最早以前“野臺戲”的看劇習慣，“野臺戲是我們小時候常常看到，你不到電影院，而是在廟前、廣場前看戲。後來西方的東西進來了後，那個東西不見了，我想馬來西亞也一樣。”

人群重聚，社區廣場上再次成為人與人間討論甚至辯論的場所，林懷民說：“有人聚集的地方才會出現民主。就好比選舉沒有經過討論、聚會，那是辦不到的。”他重申，一個舞團無法創造時代的潮流。反之，雲門舞集能在這個時代裡有小小的貢獻，林懷民多番將幸運掛在嘴邊，“我覺得很幸運，可以和臺灣社會一起成長。”

將人生經歷編成書

卸下雲門舞集藝術總監的崗位，林懷民去年重返作家身分出版《激流與倒影》。

書中收錄25篇散文，記載了他人生的歷程與內心情感。問起為何萌生出書的念頭，他說因應臺灣時報出版社編輯的邀約。他進一步笑著分享出書的幕後故事，“原本編了兩本，我就說沒有人要買兩本，得抽掉一本，但編輯就說不要，後來他都要哭了。”

《激流與倒影》出版後，去年獲得多項文學獎。林懷民本人都為此感到意外，直呼“嚇一跳”。但是否有重新執筆當作家的意願，林懷民卻是連說了3次“沒有”。

“當我想起一個idea的時候，再來要怎麼辦，我就不知道了。然後Google又告訴我注音錯了，所以我又要重新找字。”此外，隨著年紀漸長，每逢抓起筆寫字，寫的多是悼念死去好友的文章。

“最近，作曲家許博允先生過世了，我寫信寄到臺灣《聯合報》說‘我向你擔保，這是最後一篇掉唸的文字’。所以我想，我大概不會再努力去寫什麼了。”

後記 “老師，我很好奇你如何看待老去？” “老去……”停頓了一會，林懷民若有所思地接著說，“老去是一個不好的事情……最近常常在參加告別式。” 而面對老去，“整理房子”是他目前最想專注的事。無論該丟的、該捐的，抑或該留下的，他強調都必須清楚列明白，只為不麻煩後人。 “我不希望我留下來的一堆東西，人家不曉得怎麼處理。像我爸爸媽媽走了以後，他們的東西，我們大概用了六七年都還在整理。”談到生死，即便隔著熒幕，氣氛帶點感傷，林懷民卻說得坦然。 “就像我住在淡水河邊的房子，死後會捐給雲門，讓藝術家可以在這裡畫畫，玩音樂……一旦整理完了，我隨時就可以走。”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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